试论行政处罚证据制度

行政处罚证据是一类不同于其它证据制度的证据。当场行政处罚应当采用以事实为根据和排除滥用职权的证明标准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看见或感知了违法事实全过程但不当场处罚的案件 ,应当采用以事实为根据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非当场行政处罚 ,应当采用以证据为根据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于以事实为根据标准的采用 ,要求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采取尊重的态度。行政处罚证据收集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以前 ,作出决定之后收集证据意义不大 ;行政处罚应当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证据和案卷排他性原则等规则     

略论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证明责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在此问题上国内司法实践部门长期以来处于“谁主张 ,谁举证”的理论误区。笔者将在介绍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基础上 ,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证明事实"观念下现场勘查中物证的提取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从传统的"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司法证明活动要进入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据"时代,就必须强调"物证宝库"--犯罪现场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证明事实的观念出发,研究现场物证的提取范围,物证的提取方法及规则,分析物证提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的途径,对指导现行的侦查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误区与规则重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忽视了诉讼结构加工信息的特有功能 ,证据具有的自在性、必然发现性以及公用性使得非法方法不能作为断送证据“前途”的合理理由 ,考虑到公民无权把隐私权和沉默权作为隐藏犯罪证据的手段 ,建议引入非法与合法事后证明规则以及收集证据人员的取证风险选择权     

论计算机证据

计算机证据是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或储存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光记录物 ,该电磁物具有多种输出表现形式。它具有特殊的物质载体、数字技术性 ,且信息量大、内容丰富等特征。计算机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价值和证明力 ,在计算机犯罪的侦破和定案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立法上可考虑把它单独作为一个证据种类。     

关于认定和惩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点思考

尽管存在条文表述上的问题 ,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仍应被视为不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犯罪 ;从司法层面讲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并没有被转移给被告人 ,但是在立法层面 ,本罪的确存在证明责任倒置问题 ;本罪的立法缺陷不仅表现为法定刑偏低 ,而且在于有关配套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浅议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或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者为不足。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重意义,是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明要求的问题。对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进行理清。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     

中华文化是凝聚两岸同胞的血脉

海峡两岸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两岸就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儒学是两岸共同文化根基之一,两岸同胞具有共同民族文化传统,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亲情交往证明两岸血缘关系是民族认同的凝结点。“台     

初步确定：逮捕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逮捕条件中的核心问题 ,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笔者比较国内外不同的观点 ,提出以“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已实施了犯罪”作为逮捕的证明标准的主张 ,简称“初步确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