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买卖合同标的物瑕疵的证明责任——以买受人通知义务为中心

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买受人以受领清偿的意思接受标的物,是确定标的物瑕疵证明责任的关键时点。在此之前,出卖人证明标的物无瑕疵;在此之后,买受人证明标的物有瑕疵。标的物转移占有与买受人受领清偿的时间并不必然一致,在标的物需要检验的情况下,检验通知期届满才发生“法律上的受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民事买卖和商事买卖一体适用检验通知义务的背景下,以“抗辩说”理解“怠于通知”的法律效果,对买受人过于苛刻;裁判文书也显示,人民法院在多数时候没有从“抗辩说”的立场出发进行判决。更妥当的解释方案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21条第1款第2句视为明示的证明责任规范,即一旦买受人未在通知期间内主张标的物瑕疵,瑕疵的证明责任就由其负担。从“规范说”的原理出发,“怠于通知”的证明应区分为通知期间的证明与通知行为的证明,前者由出卖人负证明责任,后者由买受人负证明责任。     

民事虚假诉讼问题实务分析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对于民事虚假诉讼行为的处理进行了规定,因此,适用该法条的裁判文书必然涉及虚假诉讼.本文以近百份生效裁判为分析起点,探究虚假诉讼的成因,进而在实践中以全面审查、提高证明标准、加大调查力度等方式予以应对.     

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条件组态与提升建议

随着中国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整体水平的提高,省级政府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亦日益严重。传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野在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估中失效,揭示了生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可能存在多元化条件组态的事实,为解释并解决发展不平衡现象提供了可能。一体化政务服务建设可被视作政府应用信息技术并进行组织重构以提供整体性、无缝隙的政务服务的过程,因此,现运用TOE理论框架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条件组态的研究模型,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是生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必要条件,生成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条件组态则包括“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技术-环境主导型”“技术-组织主导型”,且实证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由此可得,省级政府可以通过重视并提高政府数字化水平、增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基于本地特色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     

地方高校促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激励机制构建

乡村高质量振兴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服务乡村振兴是地方高校的重要职责,而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员以及相关资源要素投入乡村振兴工作,是地方高校以其应然功能促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前提。研究依据“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阐释了地方高校促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激励作用及其逻辑理路,认为主体投入度能够转化为乡村振兴工作绩效,奖励机制进而将绩效转化为主体满意感,满意感最终又会转化为主体投入度,形成有效激励的逻辑闭环。在此基础上,针对实际调查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构建地方高校促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选拔晋升、职称评定、模范表彰与绩效管理的激励机制。多种激励机制在多层面、多方向、多形态上共同作用,最终能够有效助推乡村高质量振兴。     

事实推定的客观存在及其正当性质疑

<正>一、问题的提出近期,针对事实推定问题的讨论引起学界关注,关于事实推定能否成立的各种观点屡屡见诸期刊、专著。总结目前的讨论,针对该问题的观点可以划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认为事实推定不能成立的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本质上是推理,此概念混淆了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的界限,它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无法律约束力,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会对现代刑事法中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基于STAMT理念模型技防联动防恐研究

当前风起云涌的国际大环境下,恐怖主义成为了非传统安全形势下最大的全球公敌.美国兰德公司著名反恐专家詹金斯(Brian Jenkins)曾说"恐怖主义是一个剧场",恐怖分子"想要很多的人看,而不是很多的人死."在21世纪恐怖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居安思危,当能够充分建立起宽界域的预防暴恐联动机制时,才会有底气的守护一方和平,才尽可能减少各种悲剧的发生.本文立足于安防技术本质的属性——预防延迟犯罪这一基点,从而构想建立一个宽界域联动的防恐模型——STAMT模型(Securit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odel Terrorism).此模型以安全防范技术为核心,即不再局限于当前形势下某一特定领域下的安全防范技术在防恐中的运用,而是设想通过寻求技防领域当中的共同以防恐为目的相关内容,针对相关联系从而构造宏观技防模型并应于防恐.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领认识恐怖主义并分析当前形势下恐怖活动的趋势特点及防恐问题.第二部分在对于恐怖主义和防范恐怖主义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探究当前形势下的技防在防恐领域中的应用问题.第三部分根据当前恐怖活动的趋势特点构建STAMT模型,构想一种以技防为核心的防恐联动模型.第四部分在建立了模型后对于模型的可行性进行探讨,以期更好的完善并发挥模型在防恐中的作用.第五部分是在前四部分的基础之上期望将该模型推广使用.     

从于欢案谈我国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的缺失

于欢故意伤害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其背后不仅由情理道德与社会舆论的推动,更是暴露了我国在正当防卫法律制度建设的不足.实体法的空缺尚需学者的潜心研究方能补足,但当事人权益经不住漫长的等待.实质上,我国在诉讼法中早已确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以平衡诉之双方的能力.但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构建方面,我国目前处于制度空白、实践混乱的局面,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正当防卫证明不利的责任后果由被告人承担.通过于欢案的警示,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明确交由检察机关承担,在证明犯罪成立过程中排除正当防卫等合理怀疑,以实现准确打击犯罪,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