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诊断的物元模型

基于可拓集合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网络物元概念,通过网络行为关联函数建立了风险诊断模型和风险预警模型。文章指出,网络行为安全属性可以划分为安全属性、风险属性和威胁属性,并且这三种属性具有动态与演化特征。研究表明,可拓集与关联度分析是网络安全分析与控制的有效工具。     

大学生诚信影响因素的解析结构模型研究

基于层次分析法,从自身因素、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一级指标,构建大学生诚信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各因素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借助解析结构模型（ISM）,建立大学生诚信影响因素的层次递阶结构,找出大学生诚信的最根本影响因素是家庭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网络与媒体导向、学校监督力度和校内利益分配,并根据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基于“钻石模型”的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竞争优势研究

物联网催生新兴战略性产业,加速推进了各国经济振兴与社会发展转型,将会推动信息产业进入第三次浪潮.本文通过修正的“钻石模型”,从物联网产业的高级生产要素,国内市场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技术、研发能力和发展战略以及政府制度等方面分析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问题.     

基于DEA模型的汽车产业集群的效率研究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CCR和BBC模型,对我国长三角等六个主要汽车产业集群及六大汽车企业集团的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六个主要汽车产业集群的效率是不相同的,并由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腐败案件中“一对一”案件的口供运用

＂一对一＂证据,指的是在腐败犯罪的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互相对立的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证明力相矛盾的证据现象,具有证明力不稳定、＂延伸＂或＂再生＂证据明显等特点,带来了一些证明困境,可通过建立补强证据规则、自白任意规则、强化间接证据、构建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制度等措施来解决。     

公共利益导向下政策终结的引擎设计——人员、组织、技术和文化层面的尝试

作为治理工具之一的公共政策属于生态产品,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相互作用的结果,上述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导致现有政策的过时或失效,从而诱发政策终结。但由于机构惯性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的落实遭遇诸多梗阻。因此,有必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对人员、组织、技术、文化四个方面的革新来促进政策终结,具体体现在人员层面用有限理性突破完全理性,组织层面用学习型组织完善科层组织,技术层面用有机式模型取代机械式模型,文化层面用公务员精神超越官僚主义。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三点新认识

证明存在于诉讼角色独立的两方之间。证明标准是一方说服另一方的最低限度要求,因此证明标准存在于司法审查程序中。同时,由于有罪或无罪的判决结果对控辩双方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控诉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设立内部标准来把握案件。当然,由于司法审查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可能有多种,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真正做到在每个诉讼阶段更为严格地对案件进行把关,立法应当确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由不同的司法人员来把握与适用。     

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制度完善

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定罪公正和量刑公正一起,构成了司法公正的丰富内涵.而目前,我国量刑不公的问题却日益凸显,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学界与实务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量刑问题.但人们往往是从实体法的角度研究量刑,其实,量刑公正不仅是实体问题,更是一个程序问题.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化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路径,但量刑程序的科学设置不...     

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规则——以证据方法为主要视角

严格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严格证明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的划分上,而基于严格证明的概念本身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尝试将严格证明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