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网络证据证明现有技术——韩国的相关规定与案例介绍

介绍韩国《发明特许法》、《韩国特许法施行令》等关于网络证据的规定,以韩国特许法院的相关案例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务两个方面阐述韩国特许法院网络证据认定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和研究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以期对我国专利领域的审查实践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当庭证人证言与案卷笔录证明效力取舍标准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以案卷笔录为载体的言辞证据符合证据资格的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当庭证言与案件笔录的言辞证据发生矛盾时，确立普适的效力取舍标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当庭证人证言与案卷笔录的效力取舍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标准。     

论书面证言及其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目前基本上是书面证言形态。普遍应用书面证言违背了言词诉讼原则,损害了诉讼的客观性与正当性。但书面证言使用也有一定的外部必要性及内部(本身)可用性。各国及地区以不同方式设置限制书面证言及允许例外使用的规则,近年来我国台湾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我国目前的书面证言使用具有应用普遍、功能多样、证明力强以及公权信赖等特点。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证人又是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和裁判者乃至整个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证人证言会对整个案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整个案件的最终结果。笔者通过以下三部分,对构建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提出一些见解与构想。     

如何建立我国鉴定结论采纳规则——以美国专家证言判断标准为参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不够重视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进行实质审查。美国专家证言采纳规则的先进性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我国鉴定结论的审查认证进行反思。确立我国鉴定结论的采纳规则,尤其是确立鉴定结论可靠性的采纳规则,有助于防止某些伪科学进入法庭,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对正确认证鉴定结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三家巷”里看广州起义——论《三家巷》中广州起义的历史真实性

本刊从今年第一期开始选载了欧阳山先生的《三家巷》，让读者了解当年广州起义惊心动魄的风暴，反映甚好。本刊现载本文，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帮助读者了解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本文通过剖析欧阳山《三家巷》中对广州起义的全面、生动、具体的描绘，重点从广州起义的历史背景、战斗场面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等方面进行论述，揭示了党的辉煌历史是创作革命文学传世之作的重要源泉；党的辉煌历史，通过革命文学的形式能广泛地、持久地深入人心；党史文学的创作，只有忠于历史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道理。从而，提出了开展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党史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对读者或许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法律定位的几点思考

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有七种，没有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何种证据。与《交通事故认定书》相近的只是四种，即证人证言、书证、勘验检查笔录或者鉴定结论。因为证据的属性没有正确定位，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也就存在证据准入及证据效力的问题。     

从《An Inconvenient Truth》看解说者的介入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影响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于2006年拍摄并制作了环保纪录片《An Inconvenient Truth》(《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往纪录片为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尽可能的避免人为介入画面。而《真相》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戈尔作为见证者与解说者直接参与拍摄,主导着整部影片。这种解说者的介入从三个方面增强了影片真实性:事实更权威化,故事的叙述更独特,论说的角度更多样。     

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建议

按现行《刑诉法》的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既有违立法精神，又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使质证流于形式，削弱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客观性。为提高证人出庭率，应在法律上明确证人必须出庭，并提供相应的保护，同时对出庭证人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     

刑事侦查中所涉人员记忆之可信度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被害人的陈述内容、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通过研究发现,被害人陈述的记忆可信度较高,证人证言的记忆可信度一般,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记忆可信度则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