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

从总体上说,我国学术界过去一直没有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在70年代末期,当着这一思潮被介绍给我国读者以后,它迅速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被列入许多高等学校的课程,并由哲学扩展到文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     

关于党的执政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历史和现实昭示人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执政素质,固本强基,更要注重不断改进完善党的执政体制,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为此,很有必要结合现代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对党的执政体制的科学内涵及其相关理论作出理性分析。     

论宏观调控合法性的公众评判依据

"合法性"或者"正当性"一词,通常描述大众对一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信任与支持,即公众认同。一种制度只有当它得到公众认同时,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宏观调控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经济制度,也存在公众认同的问题。由于宏观调控事关国计民生,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其实施结果就成了公众对之认同的主要标尺。而公众的认同包括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不仅仅限于合乎法律。因为,从现实审视,即便是完全合乎法律的宏观调控行为,也未必会得到公众的认同。因此,对宏观调控的合法性,不能只从法律层面评判。除了符合法律的要求,宏观调控的合法性还取决于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文化的等多种评判依据。     

论侦查人员的职业亚健康心理

侦查工作的行业特点决定了侦查队伍中人员存在亚健康心理状态的可能性非常大。如何　　消除亚健康心理状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得侦查人员回归正常心理,以便更好地开展侦查工作,已成　　为当前公安理论界和侦查心理学界迫切关注的问题。建立一套准确客观的心理健康评断标准,客观分　　析侦查人员亚健康心理的表现形式,并最终探寻维护正常心理的各项措施,是当前侦查工作改革的一个　　重要方面。     

模糊综合评判取大取小算法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许多文献讨论了模糊综合评判取大取小算法问题,文献[1]中指出了文献[2]中的错误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模糊综合评判取大取小算法是一种以点表示面的片面评判,不是综合评判,因此模糊综合评判取大取小算法是不合理的,并指出文献[1]中对取大取小算法的改进是错误的.     

北京城里的洋厨师

自打１９７９年北京第一家外资饭店 ——建国饭店开张后，陆续有洋厨师进驻北京各大饭店。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京城一些星级酒店为了达到国际化标准，纷纷开设高水准的欧式西餐厅。对于外宾而言，西餐厅开得是否地道，是他们评判这家酒店档次的关键。许多西餐厅为争取宾客，高薪聘请洋厨师，西餐生意越做越火。您如果细心留意，会发现京城四星级以上的酒店里至少有一个是西餐厅。劳恩：洋厨师中的小字辈 劳恩是北京洋厨师中的小字辈，今年只有２３岁。他在一家四星级饭店做糕点厨师长。他的中国同事讲，他特别不爱说话，只会低…     

利益表达：政党文化构建的价值解读

利益表达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解读政党文化建设价值的一个新视角。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的和谐发展、政党意识的扩展以及政党的制度规范建设都是政党文化构建的基本内容，它们以利益表达为价值评判，阐释了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必须从政党意识社会化、制度规范创新和提高政党成员素质等方面入手，不断改善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使社会主体利益通过政党得到全面而有效的表达。     

完美化追寻中的艰难求索——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文对“两院三部一委”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了阐评。作者阐释了《规定》颁行的背景，认为由于刑诉法规定的疏漏，司法实务运作中有背离司法改革的倾向，有权解释的不统一等等原因促成了《规定》的出台。《规定》的出台，对于细化刑诉法规定，补充法律规定的空白，调解及消除各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规定》治标不治本的局限性及其本身的欠妥之处，使之不能完全解决刑诉法实施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对诉讼价值观进行理性的定位。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立法、司法解释进行技术层面上的结构调整的具体建议     

试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本文奠定于不作为犯理论和连累犯研究基础上,评析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该罪是情节严重的知情不举行为,因而有必要对知情不举这一刑法意义上行为作概念界定,内涵外延探析,循求其立法价值;追溯其立法沿革;并进行横向立法比较;企求理想的知情不举刑事立法模式。以此为指导,对新刑法典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详加评判,重新界定罪名,探讨构成要件争议问题,澄清学界争议;深入探究罪质并指陈立法偏差,最后提出知情不举刑事立法完善之途径。     

邀请代表旁听评判法官庭审值得提倡吗

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为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相继出台了人大代表旁听庭审办法,其中有的规定由旁听的人大代表对法官庭审情况按优秀、良好、一般三个档次作出评价。对于这一做法,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对法官庭审情况作出评价符合人大代表作为监督者的这一身份;但也有人指出,人大代表走进法庭对法官庭审实施现场监督,并对法官庭审进行评判,这已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法官审判职权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