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贿”行为定性的困境与破解

"截贿"行为在实践与理论中的讨论依然很不充分。作为"截贿"行为对象的财物具有赃物与犯罪所用之物的双重性质。财产法益化的"截贿"财物使之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在涉及截取贿赂的场合中,依然可以通过有无明确的贿赂对象来判断是不法委托(寄托)还是不法原因给付。有明确贿赂对象的,其交付委托财物的行为不具有"终局性",是不法委托(寄托);侵吞该贿赂的构成侵占罪。没有明确贿赂对象的,其交付委托财物的行为具有"终局性",符合不法原因给付;侵吞该贿赂的,虽然构成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但违法性上受到阻却,因此不构成侵占罪。     

论类案类判视阈下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裁判系统于各地法院落地生根,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案多人少"难题、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在辅助法官办案的同时,也促进了法律的适用统一和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司法实践中类案类判目标的实现。而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结合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如何正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类判,规避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完善技术和相应规范,以保障司法智能化进程的法治化运行,就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套路贷”诈骗犯罪的认定

【裁判要旨】认定“套路贷”作骗犯罪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认定:从套路的认定与借款人明知问题、借款人对单个步骤明知与对整个套路步骤明知的关系、空刷资金流水与借款人明知的关系、放贷人告知借贷相关问题的时间与借款人明知的关系等方面判断被告人是否虚构事实;从是否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或者以其他手段恶意垒高债务、攫取的不法利益是利息还是借款人其他财产等判断借款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借款人进入“套路”借款,实际上已经将其财产处分权基于放贷人的“套路”主动交给了放贷人,即可认定借款人主动交付了财产。     

依法治国与预防冤假错案

<正>编者按: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河北聂树斌案、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安徽于英生案,直到最近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一再跌破一个社会应有的良知底线,令人触目惊心,也让中国蒙羞。所有这些冤案都指向一个罪魁——刑讯逼供!冤假错案何以频频发生?昭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司法理念误区和司法制度顶层设计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案子中,或者"死者"归来,或者真凶落网,沉冤终于昭雪,但人     

红顶商人金卫国歧路

2007年至2011年间,金卫国在明知自己名下的公司无履约能力、实际已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以诱骗他人出资、谎称购买苏州工业园区厂房、借壳海外上市等理由在履行合同中骗得浙江某服装公司等当事人财物达3.4亿余元     

一场失火案引发的连环诉讼

一个初人社会参加工作的青年，因为玩性未泯一时好奇引发了一场大火，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5起诉讼，历时1年零7个月，数百万元的惨重损失、百余万元的巨额赔偿，还有停工、延迟交货违约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家正步入发展快车道的新兴企业因此遭受重创，委靡不振。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研究——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是以提升执法公信力为目标,遵循诉讼规律和法律监督工作规律,整合检察机关内部资源,合理分工、优化流程以促进检察机关工作科学化发展的系统化过程,契合了整合内部管理资源与遵循检察规律相结合、全程管理与动态监督相结合和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相结合等理念。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管理功能中定位于科学构建案管平台、全面深化内部监督和优质服务检察决策,并可通过整合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设置,整合对外窗口和信息管理等途径予以实现。     

论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

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在所涉86种经济犯罪中,有62种可以由个人和单位两种犯罪主体构成。《立案追诉标准(二)》规定合同诈骗罪等56种犯罪原则上不再区分个人和单位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仅对剩余的集资诈骗、票据诈骗等6种犯罪作出单位与个人犯罪数额     

劳务中介公司不介绍工作且拒不返还中介费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刚大学毕业的李某到某市开发区的一家劳务中介公司找工作。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向李某保证,肯定能安排其近期进入某知名外企工作,但李某需要先交5万元中介费。李某因急于就业,就与该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并交了5万元中介费。此后,李某多次找到王某询问工作事宜,王某均以"再等等,马上就办好了"等类似的借口推脱。后来,李某得知该企业近期并无招聘计划,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遂找到王某要求返还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