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职的代价

元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份，永寿县看守所所长李彦荣的心情异常兴奋。因为刚结束的全市监狱安全管理现场会在他领导的看守所召开，他在会上介绍了任所长５年来安全管理的经验，博得了与会同事们的一致称赞，市局领导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每当想起在公安战线奋斗３０多年，年已５６岁即将光荣离岗时能受此殊荣，他就非常兴奋，甚至有些飘飘然。就在他陶醉在以往的成绩中时，一场重大责任事故，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永寿县看守所有１０名已决罪犯需送监狱投入劳动改造，其中３名是判１０年以上长刑的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犯罪分子。送罪…     

中国古代直诉中的自残现象探析

中国古代直诉中的自残行为有髡发、耳、面、钉手等多种表现。直诉者进行自残一则表明自己将诉讼进行到底的决心 ,这是当时直诉制度的种种弊端使然 ;二则表达自己主动受罚的诚意 ,这是受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直诉中的自残现象主要集中于汉至唐、宋时期 ,由于统治者的长期严厉禁止 ,到明、清时 ,其行为发生转变。     

浅析破产清算中担保的处理

破产程序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法律程序,若与担保问题交织在一起,在适用法律时会更加复杂。由于破产程序有其特殊性,破产程序中的担保若只依据《担保法》规定,可能会阻碍破产程序的进行,或者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因此,《破产法》应对破产程序中的担保作出特别规定。我国现行《破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在这方面还有待完善。     

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

商事关系乃全部商法的基石概念。商法的研究不能回避商事关系的概念、构成及其法律调整机制。从主体类型化角度可将商事关系区分为四类:商主体与商主体之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监管者的非商主体之间与营利相关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消费者的非商主体之间基于商主体的营利目的而形成的商事关系以及非商主体与非商主体之间偶尔为之的营利性行为形成的商事关系。四此,商事关系可以界定为主体双方或一方基于营利性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营利性目的是衡量是否构成商事关系的本质,至于是否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发生于持续营业之中,均非商事关系本质内涵。商事关系可以由商法调整但却不必都由商法调整,甚至可能根本不由法律调整。从主体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商事关系的构成,不仅有助于商法理论知识的进化,也有助于我们撩开商法的面纱,现实地对待关于商法调整对象的困惑和商法法典化的神话。     

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作者选取其中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刑事再审程序)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存在和改革的必要性、重构的理念以及改革的具体设想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的存在是符合诉讼规律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文章指出,现代化的刑事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作者还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错误的生命之诉的法律适用

错误的生命之诉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诉讼。目前,法国、美国五个州的最高法院准许了原告就此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而英国、美国19个州的最高法院、加拿大的两个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均驳回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实际上,全部或部分驳回原告方诉讼请求所持的理由并不成立,原告的确受到了侵害,受侵害的客体是拥有充分知情的父母的利益。     

试论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

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在理论界颇有争议,对其正确定位关系到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构建,进而关系到整个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要探讨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首先要从执行异议之诉的基本属性入手,其次要厘清执行异议之诉不同类型的细微差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期对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进行正确的定位。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人民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法定活动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作用日益下降。"诉调对接",即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不失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便捷、低廉、快速解纷功能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