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开启天燃气时代

同一个厨房、同一个水壶,一壶水烧开的时间竟相差近一倍。这样的变化就发生在昆明水泥厂生活区35栋1单元609室董桂兰家。这个变化的背后,是昆明市燃气行业跨时代的改变,昆明市预计到2017年,将100万户人工煤气用户全部置换成天然气用户,彻底告别人工煤气,迎来天然气时代。     

新证券法有哪些“新意”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将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化、法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和"根本法"。本次修法是证券法第五次修改,也是第二次修订。此次修订过程历时四年半,于2015年4月首次提请审议,之后于2017年4月、2019年4月、2019年12月进行了二审、三审和四审。     

侦诉衔接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适用与优化

主办侦查员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侦查活动与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审判等工作之间的衔接,而侦诉衔接的过程中主办侦查员与其他诉讼主体在理念、方法和思维方面存在差异,成为了主办侦查员制度发挥功效所面临的困境。对此,主办侦查员制度在施行与适用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主办侦查员法治化理念的强化,明确侦查中立性要求,提升侦查诉讼性目标,以主办侦查员主动化、负责制、提升侦查质量为方法实现侦诉衔接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优化。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国际民诉中禁诉令的运用及我国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禁诉令是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的重要手段。对于禁诉令签发的条件,不同法院的要求并不一致,自由主义模式比较宽松,而保守主义模式则要求严格。我国目前尚无禁诉令制度,但建立该制度有助于减少平行诉讼、保障中国法院管辖权不被侵蚀。禁诉令的签发应慎重,只有在纠纷与中国有实质性联系,而在外国法院重复诉讼为不合理时,才能签发禁诉令。     

论撤回公诉

撤回公诉对保障人权和提高诉讼效率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应以立法的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中就公诉撤回制度作出规定;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制在法庭一审辩论终结前;法院在对检察机关的撤诉请求进行审查时应听取被告人、被害人的意见,然后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定;公诉案件撤诉后一律不得重新起诉。     

诉的合并制度的立法缺陷与立法完善之价值分析

诉的合并提出与合并审理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困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诉的合并问题上的立法缺陷,使之未能成为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制度,由此导致了种种实践性的弊端。只有在理论上充分认识完善诉的合并制度的立法价值,才能引起立法界应有的重视,也才能通过完善诉的合并制度使《民事诉讼法》获得局部与整体的协调发展。     

判后答疑制度评析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虽然实行判后答疑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司法公信力,以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从而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却使我们对该制度的实际功效产生了疑问。尽管如此,判后答疑制度在我国当今的司法环境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现阶段为消除当事人的不满所能采取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