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刘盈福大玩“空手道”

刘盈福，原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广东省足球协会会长、广州市足球协会会长、广州市银利贸易公司董事长，曾获得广州市、肇庆市、合肥市荣誉市民等20多个头衔，是一个名噪一时的“爱国港商”，在广东、乃至全国颇具知名度。然而，2001年10月23日，他却站到了广西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的被告席上，案由是涉嫌诈骗。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论诉视角下的股东代表诉

英美法与大陆法中诉的表征存在着巨大差异,移植于英美的股东代表诉体现着这种差异,而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正是我国学者面临的问题。如股东代表诉中公司的地位、诉讼中前置程序问题、股东代表诉产生的既判力问题等,这些完全从公司的视角是很难得到解决的,而从诉的视角也许能对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审改判无罪如何申请国家赔偿

问:我的好朋友被当地的县级人民法院认定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他不服,提起上诉,市中级人民院改判他无罪当庭释放。请问:我朋友可申请国家赔偿吗?读者李明李明读者:据《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4款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的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设想

法院调解因其具有灵活、高效、低廉、自愿的特点,在止争息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弊端使其与立法预期相去甚远。本文针对实践中影响调解制度作用发挥的多种因素提出了一些改革完善的初步设想。     

普通法与中国法关于仿冒制度的比较初探

在普通法国家,仿冒是一种可诉的侵权行为,其理论核心和目的是保护诚信经营者的商誉。在中国法中,规制仿冒行为主要体现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制定市场活动准则保护公共利益。通过对这两种法律体系在立法各方面的异同及其各自发展历程的比较,得出二者均共同致力于在经济市场中有效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揭示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统一趋势。     

“鸟巢一代”塑造中国新公民形象

在我看来，“鸟巢一代”是开放的一代，是时尚的一代，是国际化的一代，是个性的一代，是追求新道德的一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他们高度认同的价值取向。他们正在勇敢的实践中塑造中国新公民的形象。     

普通共同诉讼之探讨

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之初，对共同诉讼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加之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该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条件和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结合外国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研究作了一些探讨。     

卷宗材料上红色指印的形成和检验

卷宗材料中，大部分是办案人员记录的询问材料，也有合同、协议、及附加收条、欠条等，捺有红色指印。部分办案人员、当事人对指印鉴定所具备的条件不很清楚，捺印指印时没有考虑是否显指纹，所捺指印印色过浓，或捺指印时用力过重，纹线大部分模糊不清，给指纹鉴定增加了难度。笔者在几起检察院送检的卷宗材料上类似纹线模糊不清的指纹鉴定中，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