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保护的罗马法传统:侵辱之诉研究

对于人格利益全面的损害赔偿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侵辱之诉,它在侵害的事实构成、赔偿估价等方面都与阿奎利亚法所规定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泾渭分明,由此形成了罗马法中人物侵权责任相互并立的二元体系。近代法学家从侵辱之诉中引申出了各种具体人格权,并以财产损害赔偿规则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使得侵辱之诉在法典化运动中没有得到继受。在当代人格权保护的发展中,出现了回归罗马法传统的趋势,再次为人格利益设立了专门的损害赔偿规则。关于罗马法侵辱之诉以及演进的研究,对我国侵权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构与解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利用擦划痕迹辅助认定鞋子1例

鞋印形象特征检验是指对现场鞋印和犯罪嫌疑人的鞋印样本所反映的鞋底外表结构特征进行检验、鉴别,确定现场鞋印是否为犯罪嫌疑人的鞋所留。在实践中,鞋底外太结构特征一般反映为鞋底面上的形态特征.在有些犯罪现场，由于受地面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鞋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鞋底面上的特征，有时会留下以鞋底边缘擦划为主的痕迹。     

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

文章以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纲"的论断为主线,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些阐释,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重点围绕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谈了一些学习体会,认为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是对"主线"引领和贯穿作用的实践性、成效性的要求.同时就物质与精神、多元一体、审异致同、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等辩证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同心圆"昭示的范围,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界定.     

刑事上诉案不开庭审理之宪法学检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明确将"事实之争"上诉案列为二审应开庭范围,然而二审开庭率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二审法院给出的不开庭理由,竟多为早已被废弃的"事实清楚,可不开庭"之旧规.此做法不仅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相悖,在宪法层面也存在诸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均是现行宪法体系下解决上诉案开庭问题的可行路径.严格司法,应确立和落实刑事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的改革目标.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

2010年4月,经申请人顾某申请,山东省青岛市A区人民法院执行查封被执行人邢某名下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某小区的6套商业用房。2010年5月,江苏省南通市某置业公司起诉邢某、潍坊某置业公司,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论同一认定原理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同一认定作为传统物证鉴定基础理论的地位已经得到充分论证和广泛认可。一些学者主张将同一认定扩展为侦查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司法证明领域的基础理论,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同一认定理论地位的争议。在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新型证据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同一认定原理能否为新型证据鉴定的科学可靠性提供理论支持,也面临严峻挑战。要推进同一认定原理向新型证据鉴定领域、侦查领域和司法证明领域的扩展,就必须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方法体系、理论体系。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解读

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存在一定缺失,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及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缺失导致救济失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前置程序的不合理设置致使我国出现了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这一不合体系的制度.执行异议之诉的应然体系应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此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体系应参照应然体系予以完善.具体体现为建立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以及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     

北京市“接诉即办”的设计原理

“接诉即办”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以基层为中心的北京超大城市治理实验,它开创了面向人民、面向问题、面向基层的超大城市治理变革实践,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了更好地厘清“接诉即办”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我们从人工制品和治理实验的视角理解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实践,并尝试探讨这场治理实验背后所蕴含的设计原理。作为人工制品和治理实验的“接诉即办”改革,其设计原理包括九个方面,即面向人民探询问题解决、集中统一受理市民诉求、分层分级解决市民诉求、政府部门直接面向市民、市民评价诉求解决效果、解决产生问题背后的问题、市委监督激励“接诉即办”、使用制度规范“接诉即办”和开发“接诉即办”数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