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以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为参照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的一大亮点。由于其条文过于简洁,加之所处位置尴尬,该制度也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2015年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判决效果等问题作出了回应,但未明确其适格原告范围。考察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规定存在立法体例混乱、范围不清、制度不明等问题。建议细化适格原告的范围,合理解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对尚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范畴的虚假诉讼中的被害人作例外规定。     

英国欺诈犯罪侦诉机构改革与启示

英国打击欺诈犯罪的侦查和起诉机构包括反严重欺诈办公室、金融服务管理局、皇家检控署内的反欺诈犯罪起诉部门、打击严重和有组织犯罪局等,种类繁多.如此多的机构存在案件管辖交叉、各机构关系复杂且缺乏合作等问题,而包括反严重欺诈办公室在内的一些机构集侦查权与审查起诉权于一身也备受质疑.英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加大了机构的调整力度,增强了国内外机构合作的深度(包括信息共享),适当控制权力的扩张并寻找机构间配合与制约的平衡点,理顺各机构关系等.这些都为我国的侦查和审查起诉机构改革,尤其是在权力的重新配置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论刑事直诉程序中的疑案处理与“撤回案件”

刑事直诉案件中的"问题案件",是指经审查起诉,被检察机关认定为证据不足或不构成犯罪,因而被不起诉或被撤回的案件。本文认为,问题案件集聚直诉程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侦查阶段的存疑案件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因为检、警两机关之间就问题案件的处理达成了一种变通处理方法——撤回案件。     

加强对“两院”监督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上海在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司法体制改革,区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加强对"两院"工作监督,进一步提高监     

诉调对接的现状及困境与出路

纠纷是人类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争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纠纷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其本身的复杂性与难处理性也呈上升趋势,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寻求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法院是各种纠纷与矛盾的集中体,众多繁杂的纠纷需要在法院进行解决,然而法院目前大多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妥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显得尤为重要.调解是化纷止争的有效万法,也是目前司法最为推广的可行方案,各地法院都在积极地将调解与审判融合,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探索“诉调对接”的新模式.本文将从诉调对接的内涵出发,论述其现状及存在的困境,并探讨其出路.     

浅议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活动准则,同时它还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尽管规定日趋完善,但宪法实施中却显得很无力.如何激活宪法,以便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本文从宪法诉讼制度的角度探讨激活宪法的问题,认为建立宪法讼诉制度是激活我国宪法,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重要举措.     

建立适应检察信访新形势工作模式

近几年以来,我们为了解决涉诉上访、涉诉进京上访问题,逐步建立了一套息诉息访的工作方法,即在没有信访的情况下做好未雨绸缪的两个办法、在接到信访的情况下采取的四个方法、在息访后的做好善后工作的两个办法。     

经合法授权的涉外定牌加工不侵犯境内注册商标专用权

【要点提示】受境外商标权人委托贴牌加工是否构成侵害国内的商标权,在审判实践和理论界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本案的价值在于:1.从商标的识别性功能上,明确了在涉外定牌加工中,被控侵权方已尽到商标权事先审查义务,且商品全部用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