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厘清与借鉴

我国许多学者针对连带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建立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但在德国和日本，连带债务案件r般按照普通共同诉讼处理。基于这种认识误区，有必要对国外共同诉讼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精确地厘清其概念、范围及适用情形。通过对制度的厘清及比较分析，消除理论误区，为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关于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报告

随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将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明主的发展目标,花都区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这一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检察职能,实现了检察工作的新跨越.     

论法律援助形式的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中所面临的共同时代命题，也是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它关系到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比较注重个案正义，     

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策略分析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宪法诉讼是伴随着宪政理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对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更好地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违宪案件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本文试从宪法诉讼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阐明了当前我国宪法诉讼制度建立面临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解读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关系审判公正的实现。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其中,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及不出庭作证时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的效力,规定     

诉讼经济视野中的公诉政策

诉讼经济要求诉讼主体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法律效益,实现诉讼目的。为达最佳诉讼效果,在依法行使公诉权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必然会制定一系列公诉政策,这些政策都蕴涵着诉讼经济的要求。当前,检察机关在制定公诉政策,完善公诉权行使方式上应该积极探索扩大不起诉范围,进行辩诉交易,并探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刑事和解等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     

破产撤销权诉讼的构建

破产撤销权利人可以直接向相对人主张行使撤销权,追回财产,但如果相对人不予认可,撤销权利人便可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之,此种方式可谓撤销权诉讼。我国《破产法》规定撤销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从诉的形态来认识,破产撤销权诉讼为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的结合。从诉讼的构造来看,管理人基于其独立的地位和权利行使主体的身份应为诉讼的原告;相对人或受益人为行为的实质对象,所以应为诉讼中的被告;债务人与可撤销行为存在利益牵连关系,应为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破产撤销权行使后,产生可撤销行为自始无效,财产返还、回归债务人财产和相对人或受益人原权利义务恢复的法律后果。     

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的修改

在我国目前专利权的确权程序尤其是无效宣告案件的审查过程中,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专利权人就专利文件的修改限制问题存在诸多的争议,因此,对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的修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我国对专利无效程序中专利文件修改的文本规定及其不足我国《专利法》第33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证明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两种错误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证明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特殊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什么是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

众所周知，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要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直接和言词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法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重视控辩双方对这些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院仅仅将证人、鉴定人等传召到法庭上，使其接受各方的交叉询问，直接和言词原则就能实现了吗？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