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生 努力实践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

从2007年开始，湖北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把法律援助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这一连续性的工作举措为全国首创，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年来，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共为55．8万多人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办理各类法律援助诉讼案件近5万件，平均每年递增36％，其中，2009年的办案数量比实事项目实施前的2006年增长了142％；办理其他法律援助事项43．86万件，为群众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4．9亿多元，其中，为农民工追偿被拖欠工资和工伤事故赔偿2．9亿元。     

医患之痛：胜诉败诉因哪般

近年来，医患纠纷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鉴于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在治疗过程中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等特殊因素，而医院又属公益事业，这些决定了对医患纠纷的处理有着特别的规定。笔者收集了以下诉讼案例，或许能给读者一些启示。     

27年前的车祸与迟来的诉讼

本文背景：1982年，14岁的秦丽丽发生车祸，对方被认定为全责，由肇事方承担住院费并经协议一次性支付赔偿8000元。     

“诉讼服务中心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

天津市三级法院自从2008年8月推行建立诉讼服务中心以来，一直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国家级媒体和10多家地方媒体对此进行过跟踪报道；有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法学教授到诉讼服务中心实地调研；     

公司员工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司员工在给公司提供人力资本的同时,他们也要求获得相应的工资报酬、安全福利保障以及其他涉及人身的自由权利等。一方面,员工个体的人力资本是企业财富创造过程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员工也会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这两方面决定了公司对员工提供激励和监督的必要性,员工也就自然地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基于此,他们应该拥有公司所拥有的针对一切侵权者的包括基于物权的和基于债权的全部内容的诉讼请求权,从而成为公司派生诉讼的主体之一。但是,我们在构建公司员工派生诉讼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特殊主体地位和其弱势性,因此,在原告资格、起诉条件、前置程序、证明责任和诉讼费用方面,要有别于公司股东的派生诉讼,从而使员工派生诉讼制度得以真正建立,以更好地保护公司员工的切身利益。     

铸证据基石，促司法公正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日前，“两院三部”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作出详细规定，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健全完善。这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对保证刑事案件办案质量，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两个《规定》亮点甚多，择其要者，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浅论我国司法鉴定人的选任

在我国,司法鉴定人既不同于证人,也不同于专家辅助人,其实际上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独立于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处于客观、中立的地位。对于司法鉴定人的选任,应当基于诉讼平等和与举证责任分配相一致的原则完善诉讼双方的选任权,同时法官也有一定的选任司法鉴定人的权力。     

比较与分析:我国非讼程序构架过程中的基本问题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当中,非讼程序发挥着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有效预防和制止民事纠纷,实现法院"不审"而致"争议解决"的重要作用.从非讼事件和非讼程序的概念入手,对各国非讼程序的立法进行比较,对我国非讼程序构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程序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理论、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协凋和非讼程序的立法问题是我国非讼程序构架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处理好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限,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的转换,诉讼程序非讼化现象三方面的内容.     

关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学术界已越来越关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社会,在现代,德国公益代表人制度、日本的民众诉讼制度等都是关于公益保护方面的制度。我国学者关于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也提出了法理和现实依据,在学术界现在一致的观点认为应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也有学者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提起质疑的。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任重而道远,我们应首先确定公益的范围,设想专门设立一个类似于社团的机关来管理公益诉讼,为了防止滥诉,还应同时设立保证金制度。我们应根据我国的现状设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从而为股东代表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公司股东利益以及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依据《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的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对公司的法律地位等方面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究竟处于何种法律地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