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增设简易程序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原理,适应国民心理和当前现实的需要。并就此提出几点设想。     

社会保险对侵权救济的影响及其发展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促进了损失承担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对职业伤害的赔偿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再到工伤保险的过程,社会保险的出现对侵权行为法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险和侵权救济的功能不同．在填补损失方面两者也存在差异。应当在扬长避短和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原则下协调社会保险法和侵权行为法的关系,以期在一种最佳的制度协调中实现对公民的救济和保护。     

国际社会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新视角——以刑事和解为中心

一、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与未成年犯保护 未成年刑事司法的发展史也是逐渐加强未成年犯保护的历史。从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历程看，“刑事司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强调未成年犯的特殊需要，刑事司法对未成年犯采用了与成年犯相同的诉讼程序，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一样受到刑讯，并接受相同的处罚，如鞭刑、残损肢体的刑罚、放逐、死刑等。”直到19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未成年犯罪认识的深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加强，在一些国家内，未成年刑事司法才开始从成年刑事司法体制中分离出来。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香港的海事审判管辖权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法令第12条的规定,介绍了香港海事法院的管辖事项的范围、管辖权的行使方式、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以及香港海事法院的收费标准等。     

罗马的公犯诉讼及其惩罚

公犯是罗马法的重要内容,在罗马社会中,国家对公犯进行公共调查和制裁最初是为了取代私人报复而出现的,后来才演变为对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行为的制裁。公犯的扩张,体现了罗马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也体现了罗马国家集权主义的形成。罗马公犯诉讼及其惩罚的发展也显示了其刑事审判从简单的民众审判走向专业化审判的过程。     

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过程。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升了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诉讼权利,但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     

请求权类型化研究

请求权是本权利被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权利人请求相对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从而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一种实体法上的救济权。因此，将请求权划分为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并不科学。应当根据请求权的性质及其功能，根据本权利被侵害的具体类型，将请求权划分为防御请求权、保全请求权、补救请求权三种。唯此，才能真正建立请求权的科学体系，切实沟通实体法与程序法，严格区分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从理论上统一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最终实现对民事权利的全面保护。     

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几点思考

侦查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起诉前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 ,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侦查程序而言 ,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侦查学所关注的更应是有关如何在侦查中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如何公正、公平执法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法律关系问题 ,也因此涉及到侦查模式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侦查程序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来说 ,应从研究侦查程序的对象入手对侦查模式加以论证 ;从实践来说 ,应从侦查权的分配、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委托权、保释制度和救济程序加以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