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证明活动的传统。这一规则虽然难免对于刑事诉讼的效率产生掣肘并仍然难以防止刑事司法错误发生而被人质疑,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事物存在的规律和司法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刑事司法的理性主义精神。重要的是正确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即依据这种相互印证关系能够确认被印证的证据之真实性,能够使案件事实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公正与效率的同时追求,要求正确合理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限度,正确适用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则。     

让未成年人看见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我国已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两法”），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也各自制定了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办案规则和审案规定，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试结合笔者的办案体会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

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政策,新模式的导入为民事诉讼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在目前代表人诉讼被搁置、集团诉讼短期无引入可能的背景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应采取民事公诉为主导,实验性诉讼、团体诉讼和公民诉讼为补充的模式选择路径。具体建言是:确立实验性诉讼、拓展民事公诉和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引进公民诉讼。     

一起特殊的确权诉讼案

基金实际设立并不是启动确权诉讼的先决条件,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即使基金尚未设立,债权登记和确权诉讼也必须进行。那么基金最终并未审理,已进入审理程序的确权诉讼该如何处理呢?法律对此并未作具体规定。通过对这起特殊确权诉讼案件的分析,详尽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并对如何完善立法提出了见解。     

试论侦查艺术素质的培养

广义的艺术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和方法。这种广义的艺术概念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使它成为诸多学科研究可供选择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如“管理艺术”、“领导艺术”、“科学研究的艺术”等等。美国著名侦查学家韦恩W·贝尼特与凯伦M·希斯在合著的《犯罪侦查》一书中说:“犯罪侦查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1]前苏联学者拉·别尔金在《刑事侦查学随笔》一书中也提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刑事侦查学是一门科学,而在实际运用中又是一种职业技巧,是一种特殊的、每一个侦察员和公安战士必须掌握的艺术。”[2]侦查艺术是对侦查方法的出神入化的…     

农民工的伤残赔偿可以享受“市民”待遇吗

问：我与丈夫于某结婚不到半年．他便在出差途中遇车祸当场死亡．于某没有什么遗产。现欧桌持于某写的一张婚前1年的欠条向我索债3万元。我认为丈夫生前欠钱没有告沂我，而且是婚前所欠，我没有还债的责任，现欧某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请问：丈夫婚前债务妻子应否承担。     

巧识玉器真假

《律师法》第13，14条规定，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国内第一家证据科学研究院

日前,国内第一家证据科学研究院在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5月20日,该校召开隆重的成立庆祝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以及教育部科技司、社科司,司法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办公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教委、北京市鉴定机构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代表、兄弟高校代表等近百人出席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司法部、中国人民大学等领导和单位向大会发来贺信,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肖扬院长…     

民事诉讼中证据认定的假言推理

法官对证据的认定主要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来解决的。从理论上说，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并且证据之所以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是由于证据与要证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只要厘清这种逻辑关系的性质，就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规则，从已有的判断推出新的判断，从证据认定达到法律事实的呈现。虽然证据认定的方式存在逻辑推理与经验判断的不同，但必须承认，法官在运用证据证明要证事实时．也不得不受逻辑规律的制约。实践中，假言推理是运用最多的一种逻辑推理形式。法官在证据认定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都会运用到假言推理这一逻辑推理形式。     

我国的刑事鉴定程序应当如何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切入点

刑事鉴定程序的完善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刑事鉴定程序法治化程度的标准。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程序的规定,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相互矛盾(鉴定被规定为七种侦查行为之一,而鉴定的主体却并非仅限于侦查主体);二是缺乏可操作性(如回避);三是无法可依(如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四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利(如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情权)。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无法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因此有必要予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