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及证明责任概念的再思考

随着诉讼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证据法学也成为诉讼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一时之间，关于证据法学的理论专著及相关教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学术观点各擅胜场。在诸多争议焦点中有两个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证明责任的概念范畴。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两个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师长同仁。     

论香港的公司诉讼机制

通过对诉讼主体、诉讼代表、陪审团及法院这几方在公司诉讼中的相互关系的考察，旨在透视香港公司诉讼的内在机制。     

当代警察个人生活方式思考

警察生活方式是警察的生活条件、对其利用形式及其生活关系的统一体。在警察个体的生活关系中居核心地位的是恋爱、婚姻、家庭关系。文章着重分析了警察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及文化生活方式的现状,认为针对新时期警察文化生活求知、求乐、求新、求美的特点,应树立“大文化生活”观念,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以满足干警们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需要。     

民间公益诉讼踯躅前行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在向许多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唤醒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法律意识。“民告官”现象的增多，也预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当前如何开展好律师岗前教育工作？

在办理“保全证据”的文书送达公证时，公证员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无异议，但对审查的内容产生了分歧，有部分同志认为不但要审查申请人所送文书的“真实、合法”，还要审查所送文件中涉及的内容是否成立，并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申请所送文书中涉及到的相关证据材料，如：我处办理的“债权转移通知”和“债权转移协议”两份文书的送达，不但要审查两份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还要申请人举证证明债权是否真实、合法和债权是否成立。这种认识对吗?     

我国法院调解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之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特色之一,在国外一度被誉为“东方经验”,而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程序制度,我们会发现广泛存在的是与此类似的诉讼上和解制度。两种制度称谓不同,出发点不同,程序构造亦有差异,哪一种制度设计更为合理?两种制度关系如何?以诉讼上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是否是改革之根本举措?本文将通过比较两种制度以期获得理性认识,为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出路提供一些建议。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常见刑事案件的基本证据及取证要点

常见刑事案件的基本证据主要包括:(一)案件来源的材料;(二)抓获经过;(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材料;(四)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五)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及证明材料;(六)与案件相关的物证材料;(七)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八)赃物估价证明。除了上述刑事案件基本的证据以外,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取证的侧重点及要求也不同。     

占有概念及其构成要件探究

占有是一项重要的物权法制度 ,而我国现行民法迄今未对“占有”做出规定。为了完善我国物权法 ,必须明确占有的本质、概念及其构成条件。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因素 ,可以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等待被告人有答辩提供借鉴。应当更新诉讼理念 ,将认罪答辩视为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刑事程序运作方式的一种选择 ,建立激励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的机制 ,对此类案件可简化诉讼程序 ,同时应建立对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明智性的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