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四维赋权:脱贫攻坚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实现路径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的题中应有之义。立足于赋权理论,制度—信息—技术—话语赋权构成脱贫攻坚中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基本路径。揆诸现实,脱贫攻坚中制度赋权不到位、信息赋权不充分、技术赋权梗阻以及话语赋权失衡引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未能充分实现。为此,应在脱贫攻坚中推进制度赋权完善和落实、加强信息赋权沟通和监督力度、促进技术赋权梗阻节点破除和发挥效能、重构话语赋权主体思维并指导其行为等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从追求宏大理论到走进学校日常生活——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种系谱学描述

福柯的系谱学对权力／知识的分析对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书写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学实践领域也受其冲击而发生了话语的转换。如果我们从系谱学的角度来反思教育学寻求学科化的历史进程，就会扩大对学科这一概念的理解：作为权力／知识实践方式的学科制度不仅是科学化的标志，也是控制现代生活的策略与技术。因此，对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存在的教育学知识的寻求未必是适当的或必要的。目前，我们似乎更应该走进学校日常生活，由此迈向具体的教育实践。这或许是教育学走出迷茫之路的一条可能的途径。     

日本《行政事件诉公法》修改的动向

日本在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过程中，以司法改革为动力，以美、法、德等国为借鉴，认真检讨其现行法权利保护机能的形式化，以全新的理念和思维，以权利保护为本位，放宽诉讼限制，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成为便于国民利用的制度。无疑，这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美国的和解集团诉讼

和解集团诉讼是源于集团诉讼的一种司法创造,通常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起诉的目的在于和解而不是诉讼的集团诉讼。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众侵权诉讼开始运用和解集团的方法后,这种诉讼方式很快就流行开来。本文分析了和解集团诉讼产生的背景及其方法为什么会对被告、律师和法官有较大吸引力的原因,阐述了和解集团诉讼运作的程序及其与集团诉讼和解的区别,最后,介绍了围绕和解集团诉讼的各种不同意见及其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