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诉案件证据移送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所谓公诉案件证据移送制度 ,是指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 ,将公诉案件证据移送法院审查的制度。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证据范围的大小 ,关系到法官是否“先入为主” ,关系到被告人辩护权能否真正落实 ,对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避免法官“先入为主” ,保障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缩小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证据的范围 ,将原来的全案证据移送改为主要证据移送。但是 ,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 ,我国新刑诉法所确立的主要证据移送制度还存在程序不公的现象 ,有待进一步完善。一、国外公诉案件证…     

对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诉讼或行为人有诉权而滥用这种诉权恶意提起诉讼，以追求达到该诉讼程序以内或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一种陧权行为。     

对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及证明责任概念的再思考

随着诉讼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证据法学也成为诉讼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一时之间，关于证据法学的理论专著及相关教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学术观点各擅胜场。在诸多争议焦点中有两个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证明责任的概念范畴。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两个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师长同仁。     

论香港的公司诉讼机制

通过对诉讼主体、诉讼代表、陪审团及法院这几方在公司诉讼中的相互关系的考察，旨在透视香港公司诉讼的内在机制。     

民间公益诉讼踯躅前行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在向许多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唤醒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法律意识。“民告官”现象的增多，也预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我国法院调解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之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特色之一,在国外一度被誉为“东方经验”,而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程序制度,我们会发现广泛存在的是与此类似的诉讼上和解制度。两种制度称谓不同,出发点不同,程序构造亦有差异,哪一种制度设计更为合理?两种制度关系如何?以诉讼上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是否是改革之根本举措?本文将通过比较两种制度以期获得理性认识,为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出路提供一些建议。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的合理因素 ,可以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等待被告人有答辩提供借鉴。应当更新诉讼理念 ,将认罪答辩视为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刑事程序运作方式的一种选择 ,建立激励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的机制 ,对此类案件可简化诉讼程序 ,同时应建立对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明智性的审查机制。     

论民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本文针对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在对法治的研究中，肤浅地把法治等同国家机关以法治国的倾向，从立法的主体、法治的内容、法治的最终目的以及国家机关的监督等方面，论述广大人民才是法治的主体，他们的法律实践活动同国家机关的执法活动一道构成了法治的全部内容。丈中论述了广大人民通过立法和诉讼推动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对目前束缚和阻碍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因素进行了剖析。     

试论几种解决医患纠纷方式的利弊——兼论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前景

医患纠纷是当前较难解决的矛盾纠纷之一,全国每年大约有数十万起医患纠纷诉诸人民法院。医患纠纷很难得到满意的裁决,有时甚至双方均不满意,反复上诉、申诉。因此,换一种思路,能否以另一种方式,即诉讼外解决方式解决医患纠纷,成为人们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之一。一、医患纠纷是影     

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具有自由权、社会权、发展权的多重性质。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受教育权案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局限性。宪法诉讼是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根本途径。只有从宪法层次和高度解决一系列的理念和技术障碍,逐步实行宪法司法化,才能最终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