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登记保存之不可诉性

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强制行为的一种,由行政处罚法创设,创设目的是为减轻查封、扣押措施的滥用。从先行登记保存的行为性质、期限性质等方面都证明其具有显然的不可诉性。先行登记保存行政强制行为的应然救济方式应是知情权救济或行政申诉等,而不是行政诉讼。     

股东对董事之直接诉讼--对新公司法第153条法理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按新公司法第153条的规定,当董事职务行为违法而造成股东利益损害时,应向股东直接承担责任,股东有权针对董事直接提起诉讼。该制度虽然与传统法律理论不相吻合,但却共同存在于两大法系的公司法之中。大陆法系从制度的功能意义与公司机关构造的特点的角度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英美法系则从信赖关系的事实出发构造义务——责任体系。英美法系特定情形下董事对股东之信义义务理论更值借鉴,应该明确其股东对董事直接诉讼的法理基础地位。     

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修订并颁布实施以来,顺应实践发展.特别是提出了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条件,这是对行政行为的再一次重新界定,但是该界定条件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问题.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无效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间是不是应该和一般起诉期间相同,以及不同诉讼种类判决之间的转换问题等,都与我们具体的实务相关,所以,无效行政行...     

消失中的积极释明

释明制度近期遭遇了严重危机,因为两个重要的积极释明规范在修订《证据规定》和《借贷纠纷规定》时被废弃了。释明是法官的职权行为,就此而言,两次修法的方向迥异：前者削弱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退却;后者则强化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超越。前者有削弱法官维护实质正义的能力,背离保护权利的法定任务等问题,而且新条文无意义或无从实施。此修法主要源自对法官中立与平等原则的错误理解,以及缺乏对预备合并或选择合并的了解并误以为存在无解的实务难题。后者从保护权利等角度看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向诉的追加方向释明同样可保护权利并避免再诉,所以此修法欠缺必要性,也欠缺法的统一适用方面的考量。消除危机的路径是修正式回归旧法。     

知识产权国际竞争背景下禁诉令制度探索与构建

禁诉令制度是源于英美法系的应对国际平行诉讼的一项制度,也是欧美法院在全球司法管辖权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伴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产品及服务的激烈竞争,我国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中频频遭遇禁诉令冲击,严重影响我国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我国没有禁诉令制度或类似制度,不能有效应对禁诉令对我国司法管辖权造成的冲击.为加强知识产权保...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证分析——以T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至2021年案件数据为蓝本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作为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延伸,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体现。通过对T市检察院2017年至2021年办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数据的分析,发现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趋势,羁押必要性审查大多依职权启动,并主要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类型主要集中于侵犯公民人身、财产类犯罪,审查后变更强制措施理由呈现多样化。对此,应从非羁押候审的常态化应用、设置公开听证程序、构建依申请启动与依职权启动相辅相成的实质化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职能作用等方面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以真正实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价值追求。     

未诉先办：首都基层治理新探索

未诉先办是接诉即办特定语境下的主动治理,标志着接诉即办改革进入新阶段。基层治理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高阶形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生动实践,砥砺干部作风的新场景,是其治理特征和创新价值所在。未诉先办是首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     

浅析债权人撤销权

该文结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定义,厘清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以及认定方法,并提出债权人提出撤销权之诉的诉讼程序,以确保债权人撤销权落到实处,确实维护合法权益。     

侦诉衔接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适用与优化

主办侦查员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侦查活动与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审判等工作之间的衔接,而侦诉衔接的过程中主办侦查员与其他诉讼主体在理念、方法和思维方面存在差异,成为了主办侦查员制度发挥功效所面临的困境。对此,主办侦查员制度在施行与适用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主办侦查员法治化理念的强化,明确侦查中立性要求,提升侦查诉讼性目标,以主办侦查员主动化、负责制、提升侦查质量为方法实现侦诉衔接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优化。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