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的联绵词理论

在《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关于联绵词的名称、性质、特征、训释体例等发表过一系列的见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联绵词理论。他的这些精辟见解直接为后代学者所继承,成为现代联绵词研究的理论核心。在清代研究联绵词的学者当中,段玉裁的成就是最高的。     

现代汉语汉语离合词的多维比较

现代汉语离合词是汉语里特殊的一类。我们分别将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与古代汉语进行对比研究,将汉语、英语、德语进行对比研究,研究离合现象在语言中的共性与个性。     

跨境与交流:两岸“之台湾(大陆)”古典诗研究(1895-1937)

1895至1937年间,一些传统文人或为亡命,或为应聘教学,或为视察,或为旅行,穿梭于两岸之间,留下了不少以"之台湾"和"之大陆"命名的诗歌作品。此类诗歌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的诗作,也包括一些内渡文人以"之台湾"为题首写的诗作。另一类是台湾传统文人创作的以"之大陆"为题首的诗作。这两类诗歌记载了日据下台湾人民殖民地生活的苦难,呈现了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的面貌,承载了知识分子深厚的民族情感。     

试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诗词艺术实践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历程,从诗与哲合一的视角审视毛泽东作为诗人与哲人的双重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精神世界,从整体上把握其雄泽沫慨而又不乏温柔细腻的诗词艺术和伟大的一生。     

王鹏运词学结社活动与临桂词派的勃兴

摘要：临桂词派在词系传承上属常州词派,是常州词派在晚清后期的发扬光大。它之所以得名“临桂”,并最终独立成派且统领清末民初的词坛。除了因为其领袖人物王鹏运、况周颐为广西临桂（今桂林）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与文学创作的诸多因素。其中临桂词宗王鹏运的词学结社活动与I临桂词派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为临桂词派得以蔚然勃兴的关键因子之一。     

儒家诗教传统下的政事诗

政事诗是集中反映朝廷统治、政治制度,评论国家时局,表现文人关怀民生、社稷的诗歌。有关政事的文学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献,经由各朝代的发展,同时在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儒家诗论教化下,诗人将诗文创作作为表达个人政治关怀、揭露社会政治现实的有力武器。从最初的歌功颂德到怨刺、讽喻,再到诗文干政,政事诗伴随王朝兴废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占比重比较大的一类。政事诗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仁宗朝词坛新变及成因探析

仁宗朝词坛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成熟繁盛期。仁宗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仁宗朝词坛的兴盛和新变的产生。“无南北之异”的取士政策促进了仁宗朝词的兴盛;分别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中心进行的词学活动．促进了仁宗朝词坛疏隽与婉雅两种词风的产生：词之功能发展至仁宗朝有了极大的扩展。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大词人产生于仁宗朝,并不是偶然现象。对仁宗朝词坛新变的探析,对更好地把握词史流变、进行词家的个体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孔子对《诗》学礼化的开启

《诗》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学载体。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经典教材,《诗》对礼的道德承载起于孔子。孔子是周礼的坚决维护者,他对《诗》的阐释一方面基于其“发乎于情”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则基于《诗》中所蕴含的周礼精神。孔子在与弟子授诗、论诗的过程中,将《诗》之情自觉地引向“礼”之情,即通过对诗情的体味升华到对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不仅开启了中国《诗》学阐释的先河,同时也打开了两汉《诗》学礼化之通路。     

诗钟与台湾古典诗社的三次发展高潮

清代同治年间,诗钟传人台湾,各地社团纷起,形成了台湾古典诗社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日据中期,诗钟在台湾重新兴起,它与击钵吟一起,相互促进,互为推助,形成了台湾古典诗社的第二次发展高潮;1949年前后,一大批大陆诗人特别是闽地钟手相继渡台,又为台湾古典诗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对台湾古典诗社三次发展高潮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诗钟作为一种文体在台湾文学中的独特存在与深远影响.     

试论晚清台湾词的文学意义及文化意义

清代是词学的全面复兴时期,然而海峡东岸的台湾在人清之后的前二百年里却没有产生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到了晚清,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同时出现了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和林痴仙等本土词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晚清台湾的历史风云和沧桑剧变,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生平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晚清台湾词的文学史(词史)意义突出体现在“词史”与“词体革命”两个方面,而历史文化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台湾情结”和“爱国深情”两个方面.晚清台湾词作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不应被词史研究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