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正第一,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     

“行凶“及其司法适用

“行凶”一词虽然不是刑法中的罪名用语,但它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它的含义应该为手持各种凶具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的行为。“行凶”的主体必须是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能认定为“行凶”,客观方面必须是正在进行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行凶”,要分清“行凶”与“行凶挑拨”的界限,“行凶”与相互斗殴的界限,不能把意外事件认定为“行凶”。对“行凶”在司法实践中应以保守性操作为宜,不应作扩张性解释。     

论法律变迁中的“规范穷尽原则”

法律文本的修改或废止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但如何把握修改或废止的恰当时机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规范穷尽原则"是所有法律文本修改或废止都应当坚守的最重要原则——只有当法律文本已经无法为待决纠纷提供所需规范时,才能被修改或废止,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并不当然地引起法律文本的修改或废止。     

“多次盗窃”型盗窃罪之“破坏性”思考

“多次盗窃”行为入罪本质上是行为人刑法思想渗透犯罪论领域,侵入行为刑法思想主战场的立法写照。其本意为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并增强盗窃罪的操作性,但司法实践不统一的现实极大地稀释了这一旨趣。“多次盗窃”的立法文本并不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本质上欠缺入罪正当与合比例原则的充足性,且由于具体司法标准不明导致实践中的机械司法。现有立法面临将“多次盗窃”从盗窃罪立法文本中删除或维持现有立法、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予以进一步明确化的选择,前者需立足于整体而长远的法学理论及实践的进化,而后者更符合当下的权宜之需。     

监察管辖解释问题研究

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衔接的研究面临相关条文的理解问题。监察法解释分为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监察法的解释形式层面必须在本体上假设监察法及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等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为前提。监察法解释的实质层面主要是在符合立法目的、平衡权利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解释;监察法的解释应当遵循“监察优先”原则,监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具有管辖权,相关规范性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也印证这一原则。     

WTO义务减让表的解释问题

本文论述WTO减让表的法律解释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减让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2、33条的运用,而忽略了减让表谈判、草拟、缔结的单边性,导致减让表的解释面临重重困境。本文梳理了专家组、上诉机构在个案中解释减让表的具体步骤,指出减让表解释目前面临困境的根源,提出减让表解释可以援用其他的解释方法。减让表解释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开阔眼界,认识到发挥WTO裁判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促进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以及国际法最终体系化的发展。     

虚假广告罪规制网络虚假广告犯罪的路径探讨

当前我国网络虚假广告持续暴涨,但由于虚假广告罪自身法律规定滞后性,加之网络时代刑法本体元素的发展,出现刑法介入明显不足、虚假广告罪认定困难,“以罚代刑”的现象。因此,当前优选路径是在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指导下,以合理的扩张解释为前置路径,破除虚假广告罪适用窘境。待时机成熟后,启动虚假广告罪网络化修正,完善虚假广告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打破虚假广告罪在网络时代的适法尴尬困境。     

关于加强网络空间诚信治理的思考

加强网络空间诚信治理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网络空间诚信治理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提升监管能力;强化治理手段建设,提升治理震慑作用;加强宣传教育,弘扬诚信风气.目前亟须加快法律法规建设,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推进网络可信身份服务体系建设,建立责任追溯机制;搭建举报受理处置服务平台,强化网络空间失信行为处置...     

表达自由的边界与基本法的解释:从香港三级法院《禁蒙面法》相关判决看香港基本法的本地适用

2020年12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有关《禁止蒙面规例》是否违反《基本法》的终审判决.从纵向来说,香港三级法院的判决事实上是对香港《基本法》的同一条文所作的不同解释.而从横向来说,香港终审法院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乃至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反蒙面法和煽动暴力革命的判决都明显显示出公共安全和秩序等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根本性的相对社会重要...     

非法经营罪司法扩张之检视与反思

当前我国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法对客观行为的罪状描述采用列举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弊端,即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渐行渐远,逐渐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扩张进行合理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