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S豁免清单例外研究

WTO各法律文件均含有大量的例外条款,其数量和种类之多是其他国际条约所罕见的。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协议,作为调整服务贸易的第一个多边性协议,其本身特点也决定了例外条款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其实,例外条款在任何国际法部门中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在GATS中显得比较突出。在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和特定国内公共政策目标之间,尤其是隐藏其后的国家利益关系中,例外条款总是起着一种重要的平衡作用。对于进入后WTO时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进一步全面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中国来说,善于并合法援引GATS的例外条款对于保障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性质是司法机关的权力体现,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司法交易。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的案例,该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查明案件,维护社会的正义,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在我国应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步伐。     

从天字公司案看美国法院关于“直接影响”的认定

美国法院对发生在美国领域外的外国国家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较为谨慎，表现为对“直接影响”的解释较为严格。就具体认定标准来说，它要求影响必须是直接的，没有其他介入因素；还要求影响必须“在美国”，常常表现为原告具有美国国籍，或合同履行地在美国。因此，中国政府或国有企业如在美国被诉应积极应对，综合利用该规则及外交途径等主权豁免，同时注意在合同谈判阶段就利用“直接影响”的条件规避在美国法院被诉的风险。     

略论构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下，污点证人提供的证据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完善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诉讼的实际情况，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国家主权豁免的相对和绝对原则及合理性分析

国家主权豁免的绝对和相对原则是豁免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绝对豁免原则主张所有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都应享受完全和绝对豁免;相对豁免原则主张对国家行为进行分类后有选择地给予豁免。相对豁免与绝对豁免原则的冲突反映了我国改变绝对豁免原则、加强相关立法、采用更合理的混合标准的必要性。     

先诉请求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这一制度的引入对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从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当提起派生诉讼的目的只在于有利于原告及其律师而不是纠正对公司所发生的错误时，派生诉讼就会被滥用。因此对少数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如果不予限制，那么不仅会给公司造成损失也会使人们对我国法律新确立的制度信心骤降。笔者在此仅仅就股东诉讼的限制制度—先诉请求制度进行论述，以期使这一制度更具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跨国追逃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案发后选择出逃境外的事例时有发生。从犯罪学角度讲,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来自刑罚的必定性,如果一些外逃罪犯逍遥法外,容易使许多潜在的犯罪人心存侥幸,成为有力的犯罪诱因。因此,进行跨国追逃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浅议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有绝对主义和限制主义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在实践中赞同绝对主义 ,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论民法典视阈中标准必要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

通说认为,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绝对性导因于《民法通则》第118条,受该条文的影响,实践中知识产权侵权停止侵害救济采用"类物权"的认定范式.新颁布的《民法典》未保留该条款,并且侵权行为是债权请求的成因,民法典中民事责任的规定采用开放式的立法模式.为防止权利的异化倾向,知识产权侵权不停止侵害,而代之以债之给付实现对民事权利的充分救济,符合民法典的社会本位.在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承诺约束下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停止侵害请求的正当性,受制于专利劫持和反向劫持,对侵权停止侵害请求的限制之后,持续性许可费可以正当化对专利权救济方式的限制,实现对专利权人的充分救济,契合《民法典》对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体系的设计.     

《公司法》关联交易规制理念纠偏与规则重构

《公司法》以第21条为中心的关联交易规范面临制度困境，实践中无法有效规制因关联交易而引发的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以及公司与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等公司治理问题，亟待公司法修订时对其规制理念与规制工具予以体系性完善。在规制理念上，一方面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保护应纳入我国公司法关联交易规范的直接保护范畴；另一方面引入关联交易“一体化”规制理念，克服现行法“碎片化”规制路径的弊端。在规则重构上，将《公司法》第21条从侵权责任条款改造为直接界定关联方、交易、公允性判断规则及其举证责任规则等构成要件的一般性条款，同时引入关联交易的法定豁免情形，以期实现权益保障与经济效率的平衡。此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框架下不同类型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关联交易的批准规则和披露规则作为规制工具亦应进行本土化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