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法》实施一周年之后

为了更好地与《旅游法》规定的相关制度相衔接,我省结合旅游市场监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重新修订完成了《云南省旅游条例》。弹指一挥间,被称为"中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法律"——《旅游法》实施已经一年多,如今,云南旅游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昆明部分旅游从业单位和旅游执法单位,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以购养游"现象仍存在"2014年1月1日至11月18日共接听游客一般性咨询及投诉电话10400余个,协调处理一般性旅游纠纷2040余件,正式受理并调查处理旅游投诉281起。"这是记者从相关部门获得的关于昆明市旅游投诉及处理情况数据。从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是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有益尝试。它对执行评价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执行悖论的存在,政策执行负外部性得以产生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又因执行网络的存在,负外部性的传导更为迅速、广泛和复杂。这使得负外部性治理陷入困境。应构筑相应的评估、补偿机制,并从提升政府执行力着手,加强执行协商和执行合作。     

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外部性内在化的法经济学分析

社会失信行为既给失信者带来失信收益和失信成本的影响,也给社会带来因经济、法律和道德秩序的破坏而额外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影响,后者使社会失信行为呈负外部性。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有赖于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外部性内在化方式将社会运行成本和失信者的失信收益一并纳入失信者承担的失信成本之中,并控制行为选择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以确保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相统一。基于由不同主客观因素所致的社会失信行为的外部性形式不同,失信成本负担的方式亦应有别,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失信行为也宜选择不同的法律规制措施以提高法律规制效率。     

互联网经济中的党外人才统战工作的研究与对策

党外人才在互联网经济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很关键,这关系到能否将互联网中的党外人才组织起来,形成发展的合力。但是,由于互联网经济中党外人才的数量巨大,互联网经济内外思想工作复杂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同的思想充斥着互联网,带来不同的影响及连带效应。因此,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中党外人才的主流思想,将他们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线上,是互联网经济下开展统战工作的目的。从统战工作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人才彼此孤立、对立及互联网经济的负外部性三方面分析互联网经济下统战工作存在的不足,并着重分析互联网经济下统战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强调调整互联网经济下统战工作的方式,从制度、法律、社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论经济学视域下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路径

排污权的交易是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实质，国内的立法现状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立足点，而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和科斯定理是交易之建立的经济理论支撑，环境法的“二元目的论”则是排污可证交易制度建立的立法目的，针对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建立问题，提出的解决的交易法律制度设计缺陷的解决的设想有：排污许可证交易引入招投标、拍卖的交易方式，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对排污物处理为常见的几种可控的化学成分，以有利于管制和交易。     

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司法逻辑是一种客观逻辑,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是一种客观精神,对此要在刑法自身结构中的自生性(内部性)与建构性(外部性)的矛盾中理解。《刑法》第1条乃是这种精神之总成,其中"结合"与"为了"之表述体现此精神尤为明显。在司法逻辑中,控方以《刑法》第2条为总依据的追诉偏好刑法的外部性,而辩方所偏好的则是刑法的内部性。内部论的刑法本体论和无知论的刑法认识论是理解《刑法》第3至5条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逻辑的哲学基础。实现刑事正义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确定不确定,而在于摆脱独断论、图像论、刑法外部性等种种束缚,从主体间性、语境论、刑法内部性上发现刑事正义的司法逻辑进路。     

资本逻辑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对于文化发展繁荣,实现文化自信意义重大。当前,政府主导下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方式以政治宣传为主,资本力量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了强用力的推动作用。然而,资本逻辑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负效应也逐渐显现,尤其是过分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侵蚀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精神价值。因此,更好地利用资本力量,规范资本逻辑就成了必然选择。政府的行政力量与法治手段对资本逻辑能够起到规范资本的作用,社会力量对于克服资本的负外部性也是一个重要补充。     

担保的效率之谜——兼谈法律经济学方法

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的对担保制度效率的质疑是错误的,因为其忽略了造成外部性的约束条件即担保权的稀缺性,忽视了通过价格机制消除外部性的可能性,也忽视了法律干预所需要的高昂成本。这场效率之争反映出法律经济学研究传统模式的缺陷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改造的过分迷恋,对经济学实证传统的偏离,以及对真实世界约束条件的忽略。法律经济学的重心应当从效率研究转向制度解释,关注法律制度所赖以形成和转变的约束条件。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简析法律语言中的模糊性及模糊性的消除方法

法律语言作为一种具有规约性的语言分支,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而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准确性.模糊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的内在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包括法律语言在内的各种语言变体之中,破坏语言的准确性.主要探讨的是造成法律语言中具有负功能的模糊语言的原因及消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