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弱法论评析

国际法和国内法一样,是具有强制性的,都是必须遵守执行的,强制实施方法虽有所不同,但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并无强弱之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强制力的有关内在因素趋于完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守与执行。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

新中国建国初期,党领导了旨在提高农民识字能力的扫盲运动.这个运动伴随着"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两次高潮.在农村扫盲运动中,采用了结合农村实际和贴近农民生活的灵活多样的方法,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改变了农民不识字的现状.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成果.     

公域之治中的软法及其完善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发展，公共治理的兴起，公域之治中的软法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软法是指遵循共同的法律价值，制定或认可主体多元化且不依赖国家强制力实施，但具有一定事实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软法对现实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当下还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软法现象，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构成很大的威胁。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为目标，“认真对待软法”，不断完善软法。为此，当前首先是要转变法律观念，把软法纳入法学的研究视野。软法必须受制于宪政精神与法治原则，实现软法生成与实施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软法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非精神性疾病丧失行为能力人的财产处分公证

案例 康某于数日前因脑溢血陷入重度昏迷，家人为其治病花光所有积蓄。病人仍未能从昏迷中苏醒。万般无奈之下．康某的妻子王某决定出售夫妻二人共有之房产为康某筹集医疗费用。在售房过程中，王某被告知．康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必须亲自到场在售房合同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也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他人到场签字售房。在王某陈述情况之后，房管部门认为，在康某无法表明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如王某确需售房．则应由康某的所有关系人发表声明对王某的售房行为不持异议并经公证即可。     

老年监护期待监护制度再进一步

前几日一位老人打来电话。在细数子女种种不孝行径后，咨询办理监护人公证、找个监护人帮助自己照料生活、管理财产的事宜。我接到电话后，不禁一愣。在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公证处的业务范围里也没有这种公证事项。我只能告诉老人，她可以通过遗赠扶养协议或附条件遗赠的方式来处理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公证处目前没有为神智正常的老年人设立监护人的公证事项。听到我的回答，老人无奈地放下了电话，看来我说的两种方式都不符合老人的想法．     

家事代理权辨析

案例一：李某（男）和王某（女）系夫妻，二人共有房屋一处，二人感情不睦．李某未经王某同意．将该房屋卖于第三人赵某并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王某知晓后．以李某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诉诸法院．要求判决该项交易无效。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国际公约中海盗罪构成要件的修改与完善

鉴于目前国际公约关于海盗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明显限制对海盗罪的全面有效惩治,在对公约中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与当今海盗罪案发特点相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应将此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行为对象以及犯罪地点等要素予以重新界定,并对当今应如何放宽海盗罪的认定条件提出建议.     

论“科技资源共享法”的上位法体系与立法路径

“科技资源共享法”上位法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宪法》、《立法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根据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可得出,对于国有科技资源可实行强制共享,对非国有科技资源只能鼓励共享,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和补偿对价,法律亦可规定非国有科技资源的强制共享。立法路径有四:(1)可制定法律层面的“科技资源共享法”,(2)行政法规层面的“科技资源共享条例”,(3)还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4)或者是全面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而融入“科技资源共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