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是指政治系统内的团体成员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借助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以达到影响和监督政治决策等目的而实施的政治活动。网络政治参与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活动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手段,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又给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光泽：“一尾鱼”长成大产业

一尾尾鱼苗从桶中放到鱼塘里,望着欢蹦乱跳的鱼儿,养殖户傅少根喜上眉梢。去年傅少根养鱼86亩,产活鱼120多吨,纯收入超过了15万元,今年估计会更好。光泽县是中央财政支持的现代渔业示范县。目前,在光泽县,像傅少根这样的养殖大户、科技示范户有190多户,全县养鱼户4000多户,水产养殖水面达2．79万亩,年产量8000多吨,年产值上亿元。     

贵在实“干”

近年来,杭州市下城区在经济社会高起点的基础上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44.75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下城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开拓创新、克难攻坚、干一件成一件＂的＂下城精神＂的真实写照。     

公共教育财政的社会适应性与地区调控要求

公共教育应当适应地区发展定位,融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而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要打破地区发展水平的限制实现均等化;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要契合地区发展方向实现特色化发展。由此,公共教育与地区发展的适应性则需要依靠财政调控实现,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是公共教育经费供给主要渠道。另外,还应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机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调控目标的实现。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公共预算监督的分析和思考

从一个国家的财政史中可以看到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蒸蒸日上,     

民间法研究图书的出版

民间法研究将视野投向了中国民间社会鲜活的"日常生活世界",着力挖掘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力图发现中国社会实际运作的法的真实状态和实际效用。在民间法的语境下,法律结构二元论就表现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延伸而言还可以囊括本土养成与外来输入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民间法及其资源作为     

房地产的财税法调控研究

对房地产调控的税收措施相对比较完善,但"土地财政"却消解了部分税收调控作用。要改革财政体制,在体制内增强地方财力,改变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取消对个人自住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强化土地增税清算、完善并严格执行"二手房"交易相关税收政策,降低房产交易价格,抑制投机购房,发挥财税制度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     

“分税制”与“土地财政”——我国土地征收问题之诱因分析

在我国,土地征收已经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若仅从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来研究这些问题,并不能触及根本,因为这些问题根植于整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体系。分税制改革之后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严重,并且由此引发的土地财政,是土地征收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诱因。     

香港特区立法权运行争议的法理分析

实践中,关于香港立法会的立法权,存在立法权限、政府法案修正案动议权及立法会监督附属立法等三方面的具体争议.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文中的“法律”、“法”等类用语含义并不明确,香港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明确.香港法院以法律保留原则处理个案,为行政立法权限划分提供指引性的标准.立法会议员动议法律草案的修正案,导致动用公币效果的法案修正案,实际是动议修正财政预算案,违反了财政分权的宪政原则.立法会废除《2010年郊野公园(指定)(综合)(修订)令》,废除权实为立法否决权,虽是监督授权立法,但违反了香港法律确定的立法权限分配和立法程序规则.     

税收立法高度集权模式的起源

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实践中常受争议,与公共财政理论和法治理念也构成某些根本冲突。但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一个固有的传统。本文对这种普遍认识提出质疑。首先,税收立法权集中仅开始于1977年,之前该体制并没有形成。其次,该体制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强化,而这恰恰是财政分权的黄金时代,税收立法权的分布和当时流行的财政分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本文说明,这一反差不能以法律在这一时代缺乏重要性作为解释:为了有协调一致的税收规则供各方遵守、给予这些规则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并确保公众知悉这些规则,"依法治税"必然地成为了税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国税收立法高度集权具有历史偶然性,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