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犯退赃退赔的兜底属性与实现路径

在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犯罪中，追赃挽损工作面临挑战。在应然意义上，传统观点所主张的首要分子、主犯对所有退赃退赔数额承担责任，其实并不是一种排他的完全责任，而是一种在从犯退赔基础上的兜底、补充性责任。在逻辑上，首要分子、主犯承担退赃退赔责任的前提是，需要明确其他从犯退赃退赔的边界，即首要分子、主犯承担退赃退赔责任的范围，应扣除其他从犯退赃退赔的数额。首要分子、主犯由于“罪深刑重”，其退赃退赔的动力明显不足。对于经济犯罪、财产犯罪，首要分子、主犯退赃退赔应与其量刑挂钩，否则退赃退赔可能是“空中楼阁”。在退赃退赔应与其量刑挂钩的理论预设下，法益恢复理念可能是比较适宜的理论根据。     

论间歇性精神疾病医疗选择的冲突与平衡

间歇性精神疾病患者被鉴定为案发时无责任能力后,对其法律适用的选择主要围绕在强制医疗与责令医疗之间。权衡两种医疗,由于法律未细化"再犯可能性"的标准,承办人的内心确信往往随着损害结果对适用强制医疗有明显的偏向性。同时,责令医疗的施行窘困也影响了法益精神最终的落实。文章认为,有必要从法之精神和法益效果两方面重新考量,确保此类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方式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行政非诉执行之行政行为具有可执行内容的理解与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第1款第2项要求申请法院执行的行政行为具有可执行内容，内含行政行为有给付内容且给付内容明确两方面含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执行内容是非诉执行检察监督中的重点审查内容之一。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给付内容必须是确定的、最终的。常见的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协议、行政裁决、行政命令等。检察机关在非诉执行检察监督中应从“质“”量“”定”三方面综合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执行内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从犯退赔责任的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退赔责任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责令退赔制度本质上属于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完全连带责任和完全独立责任，或过分加重犯罪人责任或过分减轻犯罪人责任，未能全面理解责令退赔制度的实质。为实现权益保护的平衡，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犯进行分类，构建固定工资型从犯承担实际获利范围内的独立责任、诈骗提成型从犯承担直接参与的诈骗数额范围内的连带责任的复合责任方案。上下游的关联犯罪人获利模式与固定工资型从犯类似，也应在实际获利范围内承担退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