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探讨——以机动车使用性质之变更为例

机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风险会发生变化,如改变其使用性质等。当机动车面临的风险增加时,投保人是否有通知保险人的义务,新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无明文规定。结合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投保人仍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未履行该通知义务的,保险人并不免除赔付责任;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付后有权对投保人进行追偿;在投保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后,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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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力克看病难看病贵日前,提请河南省郑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郑州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医疗卫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情况,并接受监督;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落实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加强对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和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称,一个城市地区医疗卫生设施的规划布局,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化救济

传统民法理论将自然人和企业视为平等主体,但忽视了大工业时代企业在营利性活动中对人类社会的负外部性影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试图强化企业盈利和社会责任目标的融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法》中也获得了实体法表达。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即企业侵权行为,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品侵权、环境侵权和对雇员的侵权,这些侵权往往损害后果严重、受害人众多,其民事救济问题成为公司法和侵权法中的一个特殊命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应对企业大规模侵权的立法例的比较,认为责任保险制度是比较适合我国立法传统和现实环境的风险分散机制,并在解释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对责任保险具体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再强化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几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都与涉事企业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紧密相关。以不久前发生的江苏昆山粉尘爆炸事故为例,根据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初步掌握的情况,调查组指出,引发事故的一个因素便是企业没有按二类危险品场所设计和建设厂房,违规双层设计建设生产车间,且建筑间距不够。在这些惨痛的教训面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滕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生产经营单位没有严格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标准,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个主要的薄弱环节。     

政府有责任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2006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业务”。时至今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普及率不甚理想,大多数地区进展缓慢,不少地区投保企业尚未实现零的突破。即便开展得较好的地区,投保企业的数量与当地高环境风险企业的数量相比仍然微乎其微。     

福建宁德:全面开展自然灾害公众责任保险工作

为积极应对重大灾害事故风险,2010年以来,福建省宁德市全面开展了自然灾害公众责任保险,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解决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险费每人每年按1.5元缴纳,并全部由县级财政支付,全市每年投入保险费496.44万元,被保险人每人人身伤亡责任赔偿最高额达10万元。2013年,宁德市沿海各县(市、区)扩大了自     

他是“第三者”吗？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是对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以及本车乘车人以外的受害人（俗称“第三者”）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在长途运输时．为避免疲劳驾驶,往往由两个驾驶员轮换开车,当一个驾驶员开车时．另一个未开车的驾驶员身份是什么呢？     

保险能为转基因食品安全买单吗

在“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前,大家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期待也日益迫切。那么,保险真能为转基因食品安全买单吗？如果可以,如何才能更好地买单呢？     

论我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以无过错补偿责任为分析进路

医疗损害责任的分配是医患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尽管与交强险同属于强制保险,但二者有很大不同,其产生缘于患者和医务人员所面对的医疗风险,实际是国家和政府为衡平医患之间利益、调节医患矛盾,对医疗损害责任和风险再分配的一项责任保险制度。医疗损害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畴,但我国侵权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调整囿于过错责任的藩篱而无法实现对患者医疗损害的填补,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医患关系紧张,医疗风险无法分散,医疗资源代际分享不公平。因此我国应当构建以无过错补偿责任为基础、政府和患者参与投保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实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与侵权法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