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人行为是否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案情简介]1999年7月20日,甲银行与乙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甲银行向乙公司提供贷款55万,期限自1999年7月20日至2000年7月20日。借款到期后,乙公司未归还借款本息,甲银行也未向乙公司主张权利。2003年3月12日,甲银行将对乙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银行就转让行为通知到借款人和担保人,并负责收回回执。2003年3月20日,甲银行依约向乙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告知乙公司双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已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乙公司应向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并在通知中详细记载了转让债权的合同编号、…     

对农业析出劳动力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

农业析出劳动力转移是三农问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农业析出劳动力由四部分构成,其转移存在着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不利因素。解决的对策应是实行城乡一元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业析出劳动力的种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等。     

专利权出资有效性的法律经济分析及制度完善

破解阻碍专利权出资的制度瓶颈,应从法律有效性与经济有效性两个维度审视,在两个维度上完成专利权出资才能充分实现专利技术的权利价值和商业价值。案例分析表明,在专利权出资人和公司股东实施专利权出资活动过程中,在司法部门解决专利权出资纠纷过程中,专利权出资有效性问题形成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实践和认知。建议以生产力优先标准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更新专利权出资的制度机制,支持当事人采用更有效率的专利权出资模式,这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知识产权运用水平有重要意义。     

数字法律模式下夫妻财产处置模型构建及应用示例

针对夫妻财产制所涉及的夫妻财产处置的一分为二、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粗放处理现状,在对夫妻财产进行具体分类的基础上,制定了夫妻财产处置的三大通则与六大策略,构建了夫妻财产逐渐转移分配律数学模型。通过不同实例的应用,验证了所构建的夫妻财产处置模型的客观性、公正性、合理性与高效性。通过应用某一计算软件编制核心程序段,验证了夫妻财产处置模型电算化的可行性。     

委托付款的性质认定及拟定建议

委托付款的法律性质认定存在名义与实质的多种区分,具有深层次的理论及实务探究意义。本文由一则常规案件出发衍生相关法律争议,从委托付款的法律性质认定与要件出发,分别阐述债务转移、债务加入、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债务履行承担、保证这五种实质法律关系。在基于理论研究、结合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对前述五种法律关系进行区分认定,确认司法认定的具体路径并对法律文本的草拟提出有效建议。     

“僵尸企业”资产处置视角下的重大风险司法化解与防控

“僵尸企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或长期亏损,要靠政府“输血”才能存活,自身不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利的基础和实力,其资产的处置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影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关系到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本文旨在分析“僵尸企业”资产处置的现状及原因,从而进一步提出处置“僵尸企业”资产的相关建议,为更好地便于论述,本文从当前重大风险防控的背景环境出发,从“僵尸企业”资产处置的问题、“僵尸企业”资产处置复杂困难的原因、资产处置化解的路径三个部分论述化解与防控“僵尸企业”的资产处置。     

公务机构资产管理职能及其定位研究

公务机构资产管理职能定位准确和边界清晰是机关事务管理局高质量管理公务机构国有资产的重要前提。机关事务管理局具有资产管理职能资格要素、能力要素、效力要素,然而理论资格与法定资格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现实挑战,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定效力不足,并与其他职能部门有交叉,使得公务机构资产管理职能履行不顺,直接影响了新时代公务机构资产高质量管理的新目标。对此,可以从推进核心职能立法、加强履职基础和履职能力建设、强化行政伦理约束等角度出发,提升公务机构资产管理职能的法定化水平、规范化程度,从而彰显资产管理的高质量要求。     

提升海外油气投资业务资产创效能力的思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海外油气投资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产创效能力不足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文章通过对中国石油海外油气投资业务存量资产创效能力的分类分析,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加强对存量资产创效能力分类管理、建立增量资产创效能力保障机制以及增量资产与存量资产战略协同等提升海外油气投资业务资产创效能力的途径和方法,对海外油气投资业务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个人信息作为企业资产——企业并购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与经营者权益平衡

企业并购是厘定个人信息权利与经营者权益边界的重要场景之一。在单纯的股权收购、企业的合并、分立与形式变更等情形下,原则上不产生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在资产收购的情形下,则涉及个人数据的转让,但此时应考虑收购双方及目标公司债权人的合理利益。在美国法与欧盟法上,对于资产收购均存在数据传输无需用户同意的例外处理机制。这些机制的核心是数据主体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衡量,一方面从数据主体的利益出发,考虑在资产收购后数据原本的使用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则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考虑其对于数据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利益。在并购双方对于用户数据转让存在合理利益的基础上,应允许企业在并购中转移个人数据,但应给予用户事先或事后作出相反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