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近代资本主义——论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

马克思全球化理论的重要特点是将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又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彻底解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不要低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的能力

近年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确是新自由主义面临的经济危机,但西方依据自上一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自我修复机制,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经济、技术、资源、管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依然会有效地克服危机。这些年西方理论界的《资本论》热的实质,乃是对资本的当代逻辑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开放性理解。     

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政策取舍——基于公司模式利弊的历史分析

作为我国国企改革参照对象的公司模式,自其形成以来便既存在"法人资本主义"式的进化与改良形式,也异化出诸如"公司帝国"这样的有害形式。公司模式本身仍处在不同社会理性针对公司所有与经营两权分离为主线的企业发展规律的兴利除弊、迄今未完成的探索阶段上,从而决定了公司模式还不是定型的现代企业经典范本。如对公司模式中利弊因素不加区分,就可能会使国有企业改革面临公司制实践的严重异化问题。我国当前公司制改革的策略中心不应是追求公司化深度问题,而是对公司模式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利弊甄别后的政策取舍。     

生产全球化时代的劳工运动

生产全球化及其导致的全球劳动力的分化给当代劳工运动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跨国资本对劳动力的分化重组淡化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致使工会力量衰退,劳工政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将各民族国家原有的等级制度融入资本主义再生产,加强了这些等级差异,引发了外围国家争取种族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等相关社会运动。然而,在现实中,这些运动未能与工会运动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在生产全球化时代,传统劳工运动中两类具有政治影响的分支——社会民主     

中国人权理论演变的社会动因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权”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旧的人权理论体系解体和新的人权理论体系的重构。时至今日，人权理论的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多，研究速度不断加快，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的人权理论体系逐渐形成。然而，学者们在梳理已有的人权理论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一个关键问题的思考：人权理论演变的动力是什么？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

21世纪,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经济浪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着文化和经济输出,这势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几点分析.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分析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由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具体来说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要素所决定的。政治上,近代中国是一个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就使近代中国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上,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严重的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的思想基础。同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批判——兼论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将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有机融为一体的典范。就社会批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批判所向实质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这种批判主要包括对劳动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化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和对货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批判,对人的物化和异化的揭露,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里亚·格林菲尔德对韦伯的挑战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2001年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重新审视作为观念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虽然都是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两人在观点上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