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以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构成性成分中,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社会网络、邻里互动和朋友交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而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男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均对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朋友交往则对青年居民的影响更大;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朋友交往则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体现了西方社会原有解释命题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适用性,为国家和个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参考。     

生活世界视域下《资本论》机器思想再阐释

《资本论》系统地阐述了机器与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共谋。机器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资本的技术形态,是资本逻辑自我实现的手段,进而是形塑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根本力量。当今的人工智能机器不仅引发了人类脑力劳动替换趋势,而且造就了人类生存的深层异化,甚至形塑了人类生命的当代范式。     

马克思劳动权利思想的内涵及其启示——基于《资本论》的文本分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权利在《资本论》中被核心表征为了劳动权利。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劳动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冲突展开对劳动权利的阐释,完成了对劳动权利的核心内涵的事实判断。也正是基于这一指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权利的未来图景为启示,搭建了以保障劳动权利的劳工权益为手段,以劳动权利的价值评价为目的的框架,以期使劳动权利获得自由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审美资本与审美资本主义批判

“审美资本”和“审美资本主义”是当代美学研究的前沿议题,该问题阈源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空间隐喻的再讨论,亦即,审美和艺术不只属于上层建筑,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在当代社会发挥出基础性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审美/艺术与经济如何基于人的情感结构而建构新型关系的纵深探讨。藉此,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既是对于审美资本在当代社会转型和变迁中所发挥作用和意义的显现,同时也是基于审美资本的特殊性,对审美的资本化及其可能的旧病复发提出的批评与重构。     

中小企业成长的悖论与资本结构的创新绩效研究

中小企业由于小的劣势使得成长战略成为其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本研究提出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创新绩效的成长中介作用机制,不再将企业成长看做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中介变量.我们使用中小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和发现了支持证据,实证结果证明中小企业需要根据变强目标来制定金融资本战略.     

税收结构改变的长期影响与转型特征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实现途径,但可能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当政府降低消费税,如果维持长期总税收不变,那么不管是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还是资本收入税税率,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从长期看,提高直接税比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但是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代际受益。相比于提高资本收入税,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在长期给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明显。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

随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全面自动化。这个正在生成的社会现实意味着经典劳动价值论“一切价值均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笔者以为,弱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劳动者。这样才能解释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弱人工智能视为物或工具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方向是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永续生产模式。因此,只有强调并确立弱人工智能的劳动者地位,才能有效破除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控制,将弱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能力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     

对“信用”的经济哲学分析

反思金融危机应当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信用需要进行经济哲学的分析。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信用的认识,联系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唯物史观是重塑社会信用的理论指导。信用具有制度性。健全信用体系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公司资本的构成——关于资本范畴的探讨

传统公司资本的功能在现代正逐渐衰落,无形资本的作用日趋明显.以商誉、人力资本、股权及公司债等形式出资已是事实.我国<公司法>原有的资本范畴显然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进行拓展以满足现实需要.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源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