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景观及其生产 ——一位情景主义者的理论建构

德波宣布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已经过去，而景观生产已经到来。景观生产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最新策略。在景观生产的掌控下，世界变得枯燥无味，人们变得机械麻木，整个社会都成了一个无聊的循环过程。景观生产造成了一个零散破碎的影象世界。这种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的进一步物化。景观生产批判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批判，又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它要求实现艺术革命，建构日常生活的本真情境。     

司法语言运用的能动边界探析——以农村法庭法官司法语言运用为视角

中国城乡差距较大,人们的文化水平高低有别,尤其是法官在面对农村案件当事人时,怎样引导他们正确参与诉讼是值得认真思考之事。司法能动是中国大法治环境下积极倡导的司法理念,这一理念契合了农村基层人民法官处理农村案件时积极引导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现状。语言是法律诉讼的媒介,基层法官与当事人沟通的同时,还要掌握语言的深浅,避免不与法律相违背的语言缺陷。农村案件当事人需要法官给予更为直白的诉讼指导,由于司法语言承载着司法公正,司法语言运用成为司法实践中很重要的部分。     

注重民主管理 构建和谐氛围

近几年,农四师六十八团工会进一步规范职代会制度,落实职代会各项职权,要求各单位在召开职代会中,一是进一步规范职工代表培训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对职工代表进行培训;二是规范职代会召开程序,从会前请示到会后报告     

“缝兜大夫”贾立群：做人做出品牌来

如今的贾立群更加忙碌了。B超室门外是点名道姓排长队等待他的患者;全国各地是等待他前去宣讲的听众;阵阵手机铃声中是一个个等待他拍板的诊断;外院进修医生一拨一拨慕名而来……作为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61岁的他从未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每次当别人问起＂贾立群牌B超＂是怎样炼成的,他只有一个朴实的答案——＂我只是不想让一个孩子在我手里漏诊、误诊。＂     

苏区时期检察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中央苏区探索建立人民检察机关,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反思和研究苏区时期检察制度,对全面了解我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坚持、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意义尤为深远。     

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及其抽象化机制——基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普鲁东主义改革资本主义交换体系的方案,同时也意识到了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即货币通过对商品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机制,使自身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抽象观念,并凭借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第一重抽象即对商品的抽象中,货币在颠倒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使自身成为主体的同时,也暴露了货币关系的实质,即货币不仅是一种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在后一维度上,货币又展开了第二重抽象,即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在等价交换的假象中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并以劳动价格即工资的形式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有通过历史性的方法才能破除货币抽象化机制所遮蔽的现象。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称其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为"接触"与"施压"相结合的双轨政策。"战略忍耐"政策是奥巴马主义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奥巴马的核心外交原则。奥巴马政府并未将朝核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议题,而是依靠制裁和多边外交,在问题出现时慎用武力、管理危机,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却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过去六年,美国对朝"施压"多于"接触",朝核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朝鲜的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必须扭转美国在美朝互动中长期被动反应的局面,将消极的对朝"战略忍耐"转变为积极的对朝"战略塑造",才能走出对朝政策的困境。     

陈独秀与尹宽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尹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尹宽与陈独秀亲密合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更是堪称生死与共,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待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尹宽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调离安徽省临委书记职位,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稍后尹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亦在其劝说下投向托氏怀抱,两人又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双双开除出党,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幕.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