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认知错位：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迁移人口的集合,移民存有从迁出地迁出与迁入地定居两个主要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们受到以何种身份离开故土重新生活的困扰,迁入地主流社会也受到如何接纳这些移民的考验。经历了四次移民潮的法国是目前欧洲拥有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面对数量庞大又异于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坚守的“共和同化”并不代表完全认可在法穆斯林移民的身份。与此同时,诉求不得也引发了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由“相异”到“相斥”。频发的恐怖行为引发了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下,法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的隔阂日益加重。     

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

人格是罗马法对自然人身份的确定,权利能力是德国法对团体身份的确定,民事主体没有身份性,其意义在于控制和归属。这三个概念都是一种法律技术工具。我国民法理论及立法应当放弃人格和权利能力概念,由民事主体取代。民事主体是现代私法对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预定。该预定应当以人性为基础,以激励和约束为其内在核心动力,构造多元化、开放式的民事主体体系。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文化记忆视角下讲好黄河故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黄河故事是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文化记忆的视角来观照,讲好黄河故事的时代价值集中表现为时间、空间、情感三重维度。物质媒介、精神符号、场域空间等记忆路径的构建丰富了黄河故事的内涵,对有效构建黄河文化记忆具有重要作用。未来黄河故事的讲述将通过记忆提取、记忆传承、记忆再塑的路径更好地赓续历史文脉,彰显黄河文化精神,增强身份认同,融入文化强国建设进程。     

美国2020年大选两党围绕选举权问题的争斗

选举权是西方选举民主的重要基石。19世纪初,美国通过取消对财产、宗教、种族和性别等投票资格的限制,逐步实现了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大众民主。然而近年来,美国选民政治参与水平不断降低,其重要原因是两党激烈的政党斗争客观形成并加强了对选民投票权的"再限制"。两党以州为单位,围绕选民身份核验、预先投票和邮寄选票等制度展开激烈斗争。选举优势来源的差异导致两党关于扩大抑或维持选民联盟问题产生分歧。民主党借身份政治扩大选民基本盘,主张进一步放松投票限制"扩大联盟";共和党以防止选举舞弊为由加强投票限制"维持联盟",以避免选举相对优势下降。选举政治被两党政治所裹挟,"民主"从目的沦为党争的手段,是引发2020年总统大选选举乱象和宪制危机的重要原因。     

指纹识别技术发展及应用概况

介绍了指纹识别技术发展历史、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展现了指纹识别技术在社会安全保障管理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提高政治素质 重塑党员形象

辽宁省海城市近年来在全市窗口行业党员中开展了一项旨在塑造党员新形象、展示党员新风采的“先锋工程”主题实践活动,其主要活动形式是“悬挂党员标志,公开党员身份。实行文明服务,自觉接受监督”。自开展活动以来,全市窗口行业党员纷纷根据各自不同岗位特点挂牌服务,出现了众多引人注目的“党员摊床”、“党员柜台”、“党员工号”、“党员出租车”等党员标志牌,使人们从中看到了海城窗口行业党员自身的闪光之处和价值所在!     

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对广大的农村而言,在"扩大投资一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救市方案的同时,不应错失通过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遇。     

多起杀人案件折射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新观

青少年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后继力量,其健康成长和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数量的逐年递增就是问题之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出发,以及从教育资源、文化资源、身份资源的分层出发,阐述了社会变迁中的公民资源冲突、公民资源分层与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的层级轨迹、青少年犯罪的层级预防,列举了三起青少年杀人案件,从层级角度讨论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犯罪的趋势、犯罪的种类等问题。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