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幸福：从军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研究——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论文利用Probit模型及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探究了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从军经历能显著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且这种提升效应在划分地区子样本和保留男性样本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根据作用机制分析结果,从军经历及相应的保障政策对居民应聘国有单位和获取养老保险、自有住房等生活保障有积极影响。就职于国有单位、养老保险、自有住房、社会资本等因素能显著提高退役军人的生活评价。该结果表明,在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退役军人的就业动态,提高其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此外,有关部门还应持续优化住房保障、荣誉维护等方面的管理体系,以切实保障军人军属的转移性收入与荣誉。     

从历史到记忆：明清记忆之场中的冼夫人回忆形象建构

冼夫人是历经梁、陈、隋三朝而矢志不渝地勠力扶皇舆的岭南地方领袖,其史传叙事可溯回至唐臣魏徵主持纂修的《隋书·谯国夫人传》。明清时期是粤西南地域社会从文化认同上被真正整合进中国的重要历史阈限时段,而“冼夫人”作为一个沟通国家、精英与民众对话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彼时地方精英集体参与“修订”其回忆形象的文化实践中,具象化了王朝礼制与地方风俗之交互模塑过程。在这个以“礼”化“俗”、借“礼”阐“俗”的过程中,冼夫人渐次挣脱其在传统士大夫眼中的“蛮妃”刻板印象,儒化雅化为契合精英审美趣味与价值评判标准的“女师”,至道光戊申年粤西状元林召棠为儋州宁济庙作碑记之际,已是被置回地方感觉结构的“吾高州冼氏女”。     

企业新就业大学生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员工的工作倦怠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作为企业的新生力量和即将成为企业主力军的新就业大学生的工作倦息问题更应受到理论界的关注。研究基于自我控制资源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大学生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息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心理契约违背整体及其维度对新就业大学生工作倦怠有正向影响,自我损耗在新就业大学生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怠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新就业大学生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在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怠之间起调节作用。     

论我国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

在论证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案件适用特别程序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立法与司法状况以及相关圉际组织文件中的有关内容，有必要在一部分涉及未成年人身份关系的民事诉讼（含抚养诉讼、监护诉讼、亲子关系确认诉讼、收养诉讼）中适用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不同的特别程序。这种特别程序的特征包括：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加以审理，其组成人员的跨专业化；强制性调解程序的前置；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的程序设计等。本文同时建议通过制定《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或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增设有关章节的方式，将上述特征体现于我国立法之中。     

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他人员越权的差异

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他人员越权行为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理)时相对人审查义务程度的差异。依据《民法典》第504条“应当知道”、第170条职务“善意”、第172条“有理由相信”等规则体系解释的结论显示,审查义务的差异依前述法条顺序在程度上依次递增,但实务中确定“应当知道”的具体内容时存在含混不清的问题,缺乏清晰的理论标准。遵循商法思维理念,以公司类型、行为人身份、忠实义务为研究核心,运用差异背后相关的商法原理进行法理解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知道内容具体化函数理论”,为审判中合理分配相对人注意义务提供清晰标准。越权无效时应类推《民法典》第171条,由行为人承担第一责任,公司承担管理过错上的补充责任;根据法定代表人、一般代表人、职务代理人、员工、外部代理人越权的身份差异,公司责任应呈现递减的规律。     

公司设立民事责任归责模式研究——兼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意见稿

设立中公司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具有形式主体资格和实质主体资格,不宜将其拟制为任何其他法律主体。设立中公司的性质更接近于公司,因此其民事责任规则的建立应尽可能依据公司法理。具体而言,应首先以设立中公司自身的财产承担债务,不足清偿的部分,应由全体发起人基于其法定身份以各自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肩负特殊身份的发起人如法定代表人等行为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无限连带责任类似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下控制股东的过错行为责任。     

融民族精神于裁判：以“义绝”的司法适用为例

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司法的运行则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由于“义”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华民族判断行为合理与否的作用,因此尽管传统法律中的“义绝”从立法上看只关涉婚姻关系,但“义绝”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却大大超出婚姻关系并形成了“身份-道德/法律规范”的混合逻辑。其中“身份-法律规范”的逻辑与现代法治之精神相悖,但“身份-道德规范”的逻辑却依然存在于现代社会并影响着司法实践。透过个案可以看到,在机械适用法律规范将有违民族精神时,现代司法者同样可以凭借“义”的“身份-道德规范”逻辑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合理性,并通过司法技术的运用实现裁判的合理性建构,最终使得个案与法律所内含的民族精神相一致。     

情感的权力参与:新世纪以来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的新形式

从后情感主义和奇观/表演范式(SPP)理论模式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所采取的新形式。不同于传统以经济、地域、阶级为划分基础,新的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依靠新媒体这一媒介,以品味和生活习性为划分标准,建立了一个以想象和表演为特征的新群体身份。这种身份打破了城乡、阶级等传统划分形式,是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主导力量和主流意识形态多方共谋的参与,消解了劳动力身份的对抗性。     

关乎身份认同:俄欧关系中的免签问题

免签问题是俄欧对话中的重要议题,从2002年提出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如今,俄欧在这一问题上陷入僵局,竟成了影响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免签对于俄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前景如何?借鉴符号学的分析范式,将"免签"视为能指,其所指为"可以自由出入欧洲的资格"。从这一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过程中,俄欧之间其实形成了一种"欧盟/审核者—俄罗斯/申请人"的关系。欧盟以"承诺"为手段,使俄罗斯不断向其所立的标准靠拢。由于在显性标准之外还有一套俄罗斯永远无法达到的隐性标准,因此,俄罗斯终究不会获得欧盟的免签——俄罗斯成不了欧盟心中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