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轻罪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 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强化检察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轻罪治理成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大局、关乎党的执政根基稳固的时代命题。湖北省检察机关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升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深化诉源治理为抓手,在推进轻罪治理现代化中强化检察担当,对新征程上检察机关推进轻罪治理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犯罪治理模式进行了路径展望。     

刑法第399条第3款规定之适用

现行刑法第 399条第 3款规定 ,仅是一条分则特别条款 ,因而它只能适用于该条 ,而不能适用于渎职罪中的其他分则条款。     

论高空抛物罪的规范构造、处罚动因与司法适用

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所热议的新增罪名,也是被立法机关认为是与妨害安全驾驶罪、冒名顶替罪等共同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呵护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亮点罪名"。然而,对于高空抛物罪的处罚根基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认为,高空抛物罪是抽象危险犯,只有行为创造了对不特定人和财物的抽象危险才构成犯罪,其不是行为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的判断应当以情节严重为核心,对于无危险和极低危险以及仅能反映出行为人主观道德素质低下的情节不属于本罪的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应当由民法和行政法调整,刑法不应贸然介入。     

论我国刑法轻罪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司法体制逐步趋于完善,随之进入“后劳教时代”.然而刑法轻罪化是我国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司法文明的体现,也使我国刑法的“宽严相济”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因此,应当以此为契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轻罪制度.     

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不起诉的制度转变

为了实践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需要对我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制度进行完善,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增加附条件不起诉;构建我国的和解不起诉制度。     

论我国被追诉人速审权之构建——以轻罪案件为视域

不同诉讼模式下,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不尽相同,权利保障亦有差异。我国并无直接关于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但诉讼经济的理念却渗透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中。构建我国被追诉人尤其是轻罪案件被追诉人之速审权,可以诉讼经济为理论支撑,以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美国和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德国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为借镜,以此确定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程序的改革思路。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程序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改革进入了操作程序设计的新阶段。本文结合国情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循着先封存后消灭，两步走的基本思路，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的操作程序，从适用范围与条件、工作机构、封存操作程序、封存的解除、犯罪记录消灭等五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尝试性构建，并对程序构建中需要正确处理的五个问题，作了思考。     

破窗理论与犯罪规制模式的重构

破窗理论以实证的方式使人们相信,无序、违法和犯罪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主张把零容忍政策作为犯罪控制的基本策略.强化积极预防乃是破窗理论作用于刑法理念的产物,而积极预防要求立法者重视对微罪的治理,以防止微罪演变成为重罪.既如此,中国刑法那种结果取向的犯罪认定模式就值得反思,不仅无法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而且不利于有效防卫社会,因此应当予以修正:应建构我国的轻犯罪体系,并明确积极预防的适用对象.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的影响。文章指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要扩大,适用主体需建立联动机制,适用程序应明确制定操作规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轻罪逮捕必要性证据移送和审查制度

轻罪案件在基层检察院审查办理的案件中占绝大多数，其法定刑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具有适用非羁押类强制措施的基础条件，但是实践中仍以适用逮捕为主。推行轻罪逮捕必要性证据移送和审查制度将有效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在强制措施适用上存在的高逮捕率和高羁押率、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率较低的问题，更加合理高效地为刑事诉讼程序服务，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文章将从刑事司法理论、执法观念、现实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尝试寻找解决办法，为该制度的构建提出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