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罪化的程序法进路研究

积极刑法观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占主导地位,刑事立法呈现活跃状态,由此导致犯罪圈的不断扩张。然而,刑事实体法的出罪功能由于具有内生性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出罪调控作用,在当前一段时期内,非罪化只能依赖于刑事程序法来实现。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等制度的探索和推进,程序非罪化的功能逐步扩张。故而,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程序非罪化的文本叙述和实践表达,在构建程序非罪化体系的同时,着力完善非罪化的程序法进路。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是严格执法

在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许多领域的违法行为非但没有彻底消失，反而在个别地方呈蔓延趋势；违法行为人重复违法、持续违法，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了局部经济利益放任管理，甚至袒护违法行为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些现象说明，尽管改革开放20多     

刍议我国刑法中的死罪

我国刑事立法中不存在轻罪、重罪的明确划分，“死罪”也只是对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犯罪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与概括。在理论研究上，一方面主要地是从刑事政策、刑罚适用的意义、角度上研究死刑的立法与司法裁量问题，只是在死刑的适用范围上涉及到“死刑罪名”，在死刑的限制与扩张的争论中探讨死刑罪名削减与增加。     

我国《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司法适用探析

《刑法》第37条的免刑规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功能和司法价值。就个案而言,究竟符合什么样的具体情形方可判处免予刑罚处罚,完整理解《刑法》第37条内涵至关重要。"犯罪情节轻微"量定罪行轻重,是免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追求客观公正;"不需要判处刑罚"测查犯罪人格,是免刑裁量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追求合理差别。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下,是否免予刑罚处罚关键在内因,需要法官综合罪前、罪中、罪后三个阶段的情形综合审慎判断。     

涉野生动物犯罪的轻罪化问题研究

涉野生动物犯罪所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于涉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虽在第341条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强调生态保护的背景下,对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模糊、客观归责不清,实践中通常会呈现重刑的特征,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较大争议。追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立法原意和刑罚轻缓化的现实趋势,加之域外成熟的立法借鉴,通过完善该罪的立法以及司法机关在认定主客观要素时的技术性调控,涉野生动物犯罪轻罪化处理可以更好地体现刑法的精神,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未遂行为的处罚范围

关于未遂行为的处罚范围存在三种模式,即概括规定、概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结合以及混合与区别规定。我国刑法在未遂行为的处罚范围上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未遂行为均要按照未遂犯处理。对于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应排除其未遂行为的可罚性。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压制、谦抑或回应：加快轻罪非监禁化的步伐

在世界刑罚涌现刑罚轻缓化的今天,我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利益均衡的理性社会和人本社会,实行刑罚的轻罪非监禁化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保障人权还是节约司法资源以及社会成本,都作用巨大。为此,重构我国的刑罚体系,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机制,增加非监禁刑、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在当前司法实务中,实现非监禁化的途径（即扩大缓刑、管制、假释的适用;扩大免予刑事处罚适用范围、鼓励刑事和解）;扩大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对可以单处罚金或单处剥夺政治权力的,原则上单处;改革未决羁押制度,降低逮捕率等已成为轻罪非监禁化的重构内容。     

轻罪时代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困境与治理进路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共同构成刑事治理的两大内容,但立法目的终究要通过司法实现,因此,刑事司法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刑事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近年来成为我国刑事追诉数量第一的犯罪,通过对该罪的司法适用的考察及问题对策的研究,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反映刑事司法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促进科学认定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和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治理进路,助力刑事犯罪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