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一体化视野下轻罪治理的系统思考

轻罪案件具有案小人不少、案小事不小的特点,与重罪治理相比,轻罪治理更需要注重一体化思维,融合实体与程序、法律与政策、立法司法与执法为一体。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不断研究和探索,通过妥当立法、能动司法、严格执法、诉源治理,将治罪与治理并重,协同构建中国特色的轻罪治理体系,以轻罪治理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为了实践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需要对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进行完善,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第一,取消刑事立案程序而代之以立案登记制度;第二,构建我国侦查阶段的轻罪处分制度;第三,对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一般不羁押原则＂;第四,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强制措施。     

合理规制轻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曹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的调查

曹县人民检察院2006-2009年存在适用逮捕措施过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影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为避免社会负面评价而为.合理规制轻罪案件强制措施应提高速捕案件的程序准入关,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和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推动法院直接受理轻罪自诉案件,加强刑事和解,推动社区监管,对外来犯罪人员实行同城司法处遇.     

关于将社会服务令增设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思考

社会服务令是西方国家以责令轻罪犯为社会提供一定时间量无偿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行刑方法西方法律制度下的轻罪在我国多表现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当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社会服务令,究竟社会服务令能不能被我国所借鉴,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一个新罚种,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浅谈犯罪边界的确立

"零容忍"的警务政策,在打击严重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带来关于严重违法行为与轻微犯罪行为之间如何界分的难题。我国现有的三级规范体系,对具备相同特征的违法及犯罪行为根据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而界分,而"量"本身在立法及司法上的不确定性,给界分造成障碍。文章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轻罪制度的建议,以解决目前定罪加定量模式的缺陷。     

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犯罪低龄化,形式团伙化、性质严重化、手段多样化,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在山东青岛举行

2010年6月24日，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山东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办公室共同举办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在山东青岛举行。人民法院报社总编倪寿明应邀出席论证会并发表致辞，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蒋明就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政策依据作了介绍，团省委、省检察院、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预防办成员单位参加了论证会。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应邀到会。     

犯罪分层的标准与模式新论

犯罪分层理论的关键是犯罪分层标准和犯罪分层模式．现有的标准均是实体性标准,弊大于利。分层标准应兼容实体法和程序法内容,主要是法定刑和刑事强制措施,分别代表立法和司法中的应然与实然分层。分层模式要考虑现有的立法、司法解释等．主要是有期徒刑的刑期数字,轻微罪、轻罪（次轻罪、轻罪）、重罪（最严重的犯罪、次严重的犯罪、一般重罪）的三模式具有合理性,以此实现分层模式与强制措施适用的合理关系。另外．具体个罪也有分层模式．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当今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自然犯到法定犯、从重罪到轻罪的历史转换,犯罪治理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具体而言,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更多关注出刑和制裁多元化,更加注重常态治理和依法治理,刑事程序制度也应更加轻缓与灵活,同时营造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