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瘤的中医辩证与辨病治疗经验

祖国医学对于癌瘤的诊治与其它疾病一样,亦是遵循辨证论治原则的。其治疗大法《素问·至真要大论》早已指出“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损者益之”。笔者在20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根据各种癌瘤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气滞型、血瘀型、痰湿型、热毒型、气虚型、血虚型等,分别处方遣药。并针对不同的癌症,采取辨病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笔者部分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大学语文--人性教育的重要课堂

大学语文课程在传布传统人文精神的同时,还应加强学生对"善"与"恶"的辨析能力,学会对"理"与"欲"的处理协调,建立起健全美好的人性.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论东汉末年伤寒诊疗的两个学派

对于伤寒诊疗,东汉末年有两个学派——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虽然将《伤寒论》看作“众方之祖”或“有法有方之始”是中医史的一个传统观点,但考证结果表明“华佗辨伤寒”才是中医史上第一个症理法方统一的临床诊疗系统。在症状辨析、病理、病程、治则、方剂等方面,张仲景对华佗学派都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张仲景还严肃批判了华佗学派庸医的误治言行。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的关系类似于纽科门蒸汽机与瓦特蒸汽机的关系。张仲景的伤寒诊治水平显著超越了华佗学派的水平,但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华佗学派首创中医伤寒症理法方统一的临床诊疗系统之历史功绩。对于中医史的发展,不同学派的争鸣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的争鸣、张仲景学派和华佗学派的争鸣就是典型事例。     

基于糖皮质激素给药阶段辨证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31例

目的 在不同的激素治疗阶段,观察中医辨证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 PNS）的增效减毒作用。方法 将62例PNS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1例。对照组给予泼尼松治疗,按首始量、减量、维持量规范用药。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在不同的激素治疗阶段,分别采用解毒祛湿益肾养阴、清热利湿益气养阴、补益脾肾的中医治法。在不同的激素治疗阶段,分别观察并比较两组的疾病疗效、中医证候疗效、尿蛋白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24 h尿蛋白定量、血浆白蛋白（albumin, ALB）、三酰甘油（triglyceride, 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和肾功能。结果 在激素减量阶段,治疗组中医证候总有效率和尿蛋白完全缓解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向心性肥胖、精神兴奋、痤疮、血糖升高、肝功能受损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在激素维持量阶段,治疗组疾病总缓解率、中医证候总缓解率和尿蛋白完全缓解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以及向心性肥胖、精神兴奋、痤疮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在激素减量和维持量阶段,治疗组在升高血浆ALB,降低24 h尿蛋白和血浆TG、TC水平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或P<0.01）。结论 在不同的糖皮质激素给药阶段,中医辨证论治能够显著提高糖皮质激素治疗PNS的效果,减轻其不良反应,具有增效减毒的作用。     

疏议刑事错案界定之论争

错误存在于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出现错案也是不可避免的。刑事错案极大地冲击了社会正义和公众心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承认刑事错案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刑事错案的概念及辨错标准,对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票据抗辩对票据犯罪侦查的作用

票据抗辩是票据债务人的自我保护方式,相对于票据债权人的请求权而言,也是票据债务人的一项权利。票据抗辩的事由包括基于票据本身的事由发生的抗辩,也称物的抗辩;基于人的事由发生的抗辩,也称人的抗辩。票据制度在规定抗辩的同时也对抗辩进行了限制,在限制的同时又规定了例外。这样一个完美的制度对票据犯罪侦查具有抑制票据犯罪的得逞、为票据犯罪侦查赢得时间和确定犯罪嫌疑人等方面的作用。     

刑事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之方法论展开

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中的应用方式有演绎式参照、类比式参照、辨异式不参照和解释等。除了表述形式上的缺陷，应用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反映出一系列方法论问题，例如对类似事实的判断不一致以及不当解释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为了突破这些困境，在制度层面，需要明确刑事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地位、取消对刑事指导性案例参照方式的限制、构建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案例群；在操作层面，需要做到三点：解释裁判要点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整体性理解为前提、详细比对事实以确定待决案件和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性、从参考指导性案例的基本精神转向指导性案例的明确应用。     

神州与阎浮、气禀与佛性——论佛教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与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顾欢作《夷夏论》,掀起激烈的“夷夏之辨”.顾欢结合地域、气禀论证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异与不可改变,为一极端的夷夏观.对此,佛教徒从宇宙论、人性论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破斥.宇宙论层面,以“阎浮”世界包涵中国传统的神州世界.人性论层面,以般若性空理论破斥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别,同时,根据《涅槃经》佛性论强调“佛性”为众生共同的本性.这些观念打破了夷夏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当时的民族融合提供理论根据,对民族融合有重大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