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使证人作伪证,律师欲“捞”盗车贼

本来这是一次极为寻常的庭审,然而,由此案引发的另一起刑事案件——梧州市首例辩护人涉嫌妨害作证案,却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在法律界少有。在修订后的《律师法》即将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的前月,因新《律师法》扩增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取证权等权利,此案的审理及结果,将对如何保护律师权利的实施、对今后办案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和深远。此案的出现当即引起了当地相关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开庭时吸引了大量的法律界人士到庭旁听,广西律师协会派出来自南宁、桂林两名知名律师为其辩护,此案从5月开庭到9月底才有判决结果,更为这起案件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新《律师法》下的公诉逻辑

新修订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律师法》强化了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扩大和完善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难题，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控辩式庭审方式日趋巩固。在日趋激烈的控辩平等对抗的条件下，公诉人要加强公诉逻辑的研究和训练，有效应对律师法修订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为辩护律师辩护

景色宜人的滨海城市某区人民法院大法庭，该市首例辩护律帅被指控伪证案在此开庭审判。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常律师。此时此刻的法庭，常律师既熟悉又陌生，曾多少次走上法庭．在庄严的国徽下、在法律的天平前慷慨陈词；而令不同．律师却因被指控伪证，作为被告来接受审判．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玩笑。当常律师在两名司法警察押解下，被解开手铐，晃晃悠悠走上被告人席，常律师虽神色坦然，可从他摸扶围栏急速颤动的手指．可见常律师此时此刻的心绪波澜起伏。我坐在辩护人席上，面对曾是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初探

证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只有依赖于证据才能予以查证,而不能采取自由心证.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逐渐被运用于审判实践,增强了审判工作的科学性.     

“会见不被监听”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中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应当理解为“在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不得通过任何电子设备获取或者派员在场旁听其谈话内容。”“会见不被监听”在赋予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秘密自由交流权利的同时,对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为保证辩护律师不滥用会见权,我国可以建立司法行政机关驻看守所监督律师会见制度。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影响及应对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能否发挥辩护职能的关键所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辩护制度,将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也即意味着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置,有权申请调取有利证据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侦查工作带来困难。如何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与国家侦查权之间的冲突成为现实问题。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修订入手,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希望探索出一条可以兼顾惩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的道路。     

钱列阳:刘志军案后说贪腐

本文背景随着反腐浪潮的推进,在一批以打击贪腐为业的检察官把贪官送上审判台的同时,一批律师也在为维护贪官的合法权益而奔忙。在法庭上作为对手的检察官和律师,在推进法治进步的事业中却是同道。事实上,正是通过刘志军案这样的个案,法律业内有识之士合力推动了法治进步。2014年年初,走出因担任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而招致网络攻击的"挨骂年"之后,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依旧忙着三件事——代理案件、为高校学生讲课、参与公益活动。     

浅谈刑事错案防范与救济的域外经验

正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也诚如诉讼法学家何家弘所说:冤家错案总是古今中外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错案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近年来,随着赵作海、李怀亮等"亡者归来"、"真凶落网"案件在社会上引起的热议,刑事错案的防范与救济成为了司法实务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一、美英等国刑事错案概况美国是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比较完善的国家,但     

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的法治困境简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辩护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基础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完善与否,实际享有与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人权能够得到实现。我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缺漏到逐渐完善的过程。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三完善,三增加＂,即完善了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增加了保密权、申诉控告权和进行辩护的权利。     

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一些问题的分析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存在着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一方面,辩护律师参与刑事和解时间有限制,在侦查阶段接触到证据,这与刑诉法规定相冲突;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量刑奖赏对未成年被追诉人吸引力不足。此外,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的,法律没有规定侦查人员是否可以撤销案件。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应限于提请批捕之前。建议区分参与诉讼的辩护律师与参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律师,以兼顾对被追诉人和侦查机关的公平对待。公安机关发挥群众力量事先进行民间调解、感化被害人,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