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检察机关刑事证据开示试点的探索与建议

一、浙江省检察机关刑事证据开示试点的基本情况早在2000年浙江就有个别基层院开始尝试庭前证据交换改革。2003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选择建德市院、东阳市院两个基层院开展证据开示试点工作。2008年随着律师法修改实施,浙江省检察机关     

规范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刻不容缓

新《律师法》的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但由于该法对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规定得过于原则简单,与三大诉讼法,尤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甚至相悖,直接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仍得不到保障,甚至被架空。从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规范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刻不容缓。     

关于新律师法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及采取措施的调查分析

修订后的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在某些方面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同时也给检察机关,特别是自侦、公诉、侦监部门的工作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人结合自身在开展侦查监督工作中的实际,就新律师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带来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关于陕西省律师执业“三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长期以来,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始终是律师执业权益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制约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自去年6月1日新修订的《律师法》实施以来,律师执业中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权利在陕西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从总体来看,由于法治进程、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法修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实中律师执业“三难”问题在陕西省仍然比较突出,执业律师反映较为强烈。     

英租威海卫的刑事审判

本文作者对20世纪初英租威海卫时期(1898-1930)中国被告在刑事审讯中享有的权利进行调查。中国被告人涉嫌严重犯罪时,由一名法官审判,适当时再由一两名中国助理员加以协助。1912年两名被告在缺少陪审团或法律代表的情况下,被宣告谋杀罪名成立。该案之后,辩护律师和陪审团审判不但成为规则,更成为确定的制度。有关此案的负面报道,在推行有限度使用公众基金聘用辩护律师方面起了作用,并且可能鼓励陪审团被更多使用。同时文中探讨了殖民地部、英国地方官员和其他人在被告审问中使用陪审团和辩护律师上的不同观点。     

“律师伪证罪”与刑事辩护

新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颁布实施以后,许多人欢呼雀跃,以为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中可以大显身手了,可以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却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下降了,律师的刑事辩护越来越难,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的关卡更多、风险更大,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案件直线上升,被抓、被判刑的律师大量增加,律师身陷囹圄,不但损害了律师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而且直接挫伤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下降…     

英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 ,是英美法系最具有特色的一种审判制度。英国陪审团对参与审理的法院和审理的案件类型 ,陪审团成员的任职资格和产生程序 ,陪审团在法庭上的职责等都有其特色规定 ;英国社会对陪审团参与法庭审理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证成与规范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一把利刃,能够有效地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力,其本质上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衍生权力。从当前实践来看,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旧呈现弱小态势,且所涉及的相关证据制度也不尽完善。为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强制权、优化调查取证的证据制度设计、细化案件调查取证程序,以保障并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     

驾车人听打手机 公共安全遭遇挑战

实际当中，因开车打手机分神所造成的事故更多，但由于交警不是事故直接目击者，而司机往往又隐瞒自己开车打手机的情节，所以在调查取证上尚有难度。     

刑事诉讼庭审发问策略

庭审发问是刑事辩护的重要环节。在庭审发问阶段掌握好发问的时机和技巧，不仅有助于辩方占据先机，而且可以为下一步发表辩护词做必要的铺垫并建立牢固的基础。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问、质证的气氛越来越激烈，律师针对证据的庭审发问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案子的胜诉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庭审发问的技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