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效率的追求与美国辩诉交易的兴起——以对抗制的衰退为中心

现代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19世纪初期的美国.但在其后一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都是处于地下状态.直至20世纪70年代,辩诉交易的合法性才得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正式确认.在辩诉交易的兴起缘由方面,人们纷纷将目光抛向了刑事司法中对抗制的繁琐和司法官员的办案压力.     

律师会见的珠海“绿色通道”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实施。 律师界普遍对这部法律寄予厚望,希望这部法律能一举改变当前律师恶劣的执业生态。然而。希冀于一部律师法来解决律师执业中的所有问题的想法很快被律师界嘲笑为“很傻很天真”。直到新《律师法》实施两年半后,从“司法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实施问题研讨会”上显示的信息依然不容乐观。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执业权利普遍难以落实,新《律师法》因为和刑诉法“打架”,被束之高阁。     

《律师会见无障碍》专题报道之三 “律师在场权”的北京探索

律师没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这句过去我们经常在香港影视剧里听到的台词,将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审讯中。2010年12月5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推出《关于辩护律师旁听讯问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可请求其辩护律师旁听。这一大胆的创举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表示,此举对于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避免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意义。     

反对解除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兼论确立检察机关对辩护律师向被害人调查取证的监督权

反对接触规则,在美国确立了禁止律师和其它律师的委托人进行直接交流的原则。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上,也禁止辩护律师直接向刑事被害人调查取证,规定要经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许可后,辩护律师才可以向被害人及其证人调查取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

1.2010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6次会议通过2.2011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3.法释〔2011〕15号4.自2011年6月25日起施行为落实《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司法互助业务的开展,确保协议中涉及人民法院有关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工作事项的顺利实施,结合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海峡两岸     

小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13年后重“抱卷宗”

我都13年没主办过案件了。13年,法律有多少增补与废除,在调查取证上有多少改动与变革,在办案程序上有多少新规定与新要求,这些我都不得而知。具体到一个案件上,就更让我犯难了。     

加强侦诉配合，确保案件质量

当前刑事犯罪案件高发、频发，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趋势明显，刑事侦查和刑事检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同时，修改后的《律师法》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项权利，加强了律师的执业保障。同时也给刑事侦查、刑事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保证诉讼效率，实现诉讼公正，我们必须建立侦、捕、诉联动机制，构筑新型的检警关系．     

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了吗（上）——以辩护律师调查权问题为切入的分析

根据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相对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律师只能在庭审准备阶段进行有限调查的规定而言，这种修改显然是对律师调查权的更加完善的保障，属于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进步。然而，几乎所有律师都认为现行法律对律师渊查权的规定属于义一“严重退步”。     

从修订后律师法看检察机关保障律师阅卷权制度的完善

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阅卷权因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律师法对于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定,因为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发生冲突而产生新的矛盾。因此,完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对于健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程序,进一步保障律师辩护权,以及促进修订后的律师法得以贯彻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