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人思想”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为了推翻旧的价值体系,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启蒙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基本架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1]启蒙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学学说,"新人"是维新派阐释启蒙思想的人学范式."新人"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新"上.新人学说建立在确立理性权威、重新阐发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根据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考量.维新派思想家的"新人"学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坐落在江苏省南通市濠河之滨的南通博物苑历史悠久。这座看似平常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却是目前保存下来的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博物馆,它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1905年1月14日）,创办人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晚清状元张謇先生。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     

近代历史在这里浓缩——河北区文化掠影

在这里,你可以领略海河北岸的独特风情;在这里,你可以体味仁人志士、革命先驱的光辉足迹;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在此寓居时的生活情调;在这里,你可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这里就是地处海河以北的河北区。作为天津市区发祥地之一,河北区见证了一个由早期聚落地区向现代大都市迈进的漫长轨迹。特别是近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方面,河北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的制度缺陷与完善思路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主体界分的整体制度设计因自然人与法人的不同而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标准,但都直接体现或隐含了“营利性目的”的内涵。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制度在概念使用和标准贯彻上存在逻辑缺陷,进而导致实践中可能面临诸多难题。可行的完善思路是对商自然人的主体制度建构采取由基本法确立营业权和由单行法规定具体规则的方式;用“组织”作为主体概念统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将商组织的具体制度纳入民法典专编或者商事基本法加以规定,并且在民商主体界分时采取法律判定与事实判定相结合的模式。     

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     

办商合作：公共决策中民意表达与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民意是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如何能够促使纷繁复杂的社会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整合呢?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票决是近代以来公共决策中最主要的民意表达和聚合的重要方式.然而,作为票决主体的公民的原子化个体存在、票决过程中民意表达的断点式形式以及公民意见交融机制的缺乏,致使公共决策遇到诸多困难.而与之相对的协商合作方式因其具有平等、公开、程序化和连续性的特点,则能较好地克服票决方式的缺陷,使之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更加便捷和通达的民意表达和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和谐社会的民法文化诠释

对于和谐社会的解释应该是全方位的,其中社会利益均衡是其追求的目标,社会正义是其构建的基本标准,法治社会则是其实现的重要途径.法律与和谐社会是相客而不冲突的,而民法与和谐社会最具亲和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借助于民法的力量,对人们的各种民事权利进行保障.     

论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被西方许多国家民法所确认。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我国的司法实践也体现了善意意取得制度的思想。本着重探讨了善意取得存在的依据、要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齐齐哈尔人民反对日本殖民文化统治的斗争

齐齐哈尔在日伪统治的１４年中和东北其它地区一样,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残酷迫害、压迫、剥削我同胞,在文化教育领域,还实行以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文化教育统治。不甘屈服的齐齐哈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和影响下,在文化教育界,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反对日本殖民文化统治的斗争。一、殖民主义文化教育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历来使用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手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意识,在太…     

中欧历史分岔发展的悲观理论——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最终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就一直保持多国均衡的分裂局面？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权力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结构”,而“公民社会”则始终无法孕育,而欧洲国家却能够发育出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Hui,Victoria Tin-bor）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以下简称《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试图通过构建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来解释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