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

器官移植是为医疗目的由器官供给人的捐赠行为、专门医疗机构器官摘取的协助行为和植入器官的治疗行为等构成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络的关联结合行为。作者从现代民法的角度 ,深入剖析了人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基础 ,认为活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权利主体 ,故具有处置其人格利益的自己决定权 ;遗体和人体器官是物权法的客体 ,归属于生前的本人和继承法理下的其他人 ,在法律限制流通的范围内可由权利人进行处分 ;医方摘取器官行为只是医疗援助行为 ,器官植入行为可适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 ;因存在利益衡量和公序良俗原则下的受害人知情同意 ,所以移植器官行为是阻却违法的行为     

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说

从“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不仅是史学话语的一次系统转换，也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系列创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长期以来已经被定型化的命题在“现代化范式”中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各种势力阻碍中华民族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可以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逻辑矛盾与理论混乱，而且有助于认清中国近现史研究中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     

“中华民国金币”券发行始末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事业，多次组织过武装起义。为筹措起义经费，孙中山先生飘洋过海，四处奔波，得到了海外华侨倾心相助，全力支持。如图“中华民国金币”券就是孙中山先生海外筹集起义经费时发放的凭证，也是众多海外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有力物证，凝聚了海外赤子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在中国近代纸币债券的收藏研究中倍受瞩目。     

俄罗斯民事立法原则的改革与借鉴

1994年底公布并至今仍在制定中的俄罗斯新民法典为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规范性的法律文件的同时,也以民事立法基本原则的方式确立了民事法律改革的总体思想和方法。它对过去70年来用公法方法调整民事生活及定位于公法性质的前苏联民法进行了全面修正。其中一个与70年来的公法性质民法观念完全不同的就是采用了“法律所不禁止即法律允许”这一私法性质的新原则,恢复私法自治,并进而建立具有任意法特征的民事生活法律调整方法。这项原则的采纳使俄罗斯民法典的改革性尤为明显。 ㈠ “私法复兴”是俄罗斯民事立法改革和新民法典建立的法哲学基础。因此在俄罗斯民事立法中的所谓新思想实际是对70年来前苏联民事法律的修正,是将过去被扭曲了的原则和制度恢复到已经在大多数市场经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与现实思考

一、何谓“权利滥用”和“知识产权滥用”(一)何谓“权利滥用”在罗马法上,具有深刻的个人主义的法权观念,出现了“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于何人,皆非不法”的法谚。到了近代,由于自然法学派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兴起,“权利绝对”的思想形成。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有“所有权不可侵犯性”和“财产权的绝对性”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试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选择的历史嬗变

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三次文化选择作了历史考察,分析了三次选择的得失成败及其相互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说明三次选择继承中有超越,突破中有创新,而第三次选择是处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加成熟的心态,以更大的气魄进行的,因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浅析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成年人行为能力限制制度

行为能力是自然人以自己独立的行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设定权利、义务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成年人由于存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疾病、障碍,使他们的行为能力产生缺陷,无法正常参加民事活动。为使这部分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得到有利的法律保障,维护交易活动的安全,大陆法系各国均以行为能力限制制度,对他们参加民事活动进行了制约。     

试论马克思、恩格靳的人权本源观

马克思、恩格斯人权本源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人权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权产生的基础和根据的考察和研究，科学地阐述了人权产生的基础、根据等基本问题，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权本源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本源观克服了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本源观的重大缺陷，是科学的人权本源观。深入地研究，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本源观，不仅有助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的人权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自由主义人权的实质谬误，有效地应对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减少它对我国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