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增强创新能力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这是2005年12月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基本判断。此前推出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则对未来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不久的12月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在对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判断的基础之上,分析“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

正确认识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是进行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笔者在找出我国理论界对证券投资基金性质及法律地位认识分歧的根源之后,简要论述了公司型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并从投资基金的社会主体性和法律主体性两个层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信托型基金的法律地位,指出我国的投资基金立法应从主体角度对信托型基金进行规范,同时希望立法大胆创新,把信托型基金列为与自然人、法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第三民事主体。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论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理想的、应然的层面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统一的。但是在现实层面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二者之间由于立法技术、语言的特性、人的认识能力、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而并非绝对一致 ,在现实的立法与司法中 ,或多或少会呈现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对立状态和冲突。笔者在坚持通说基本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应通过在立法与司法两个过程运用“应罚”与“可罚”之社会危害性观念 ,在承认实然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对立与冲突关系的前提下 ,努力追求二者的相互统一的理想状态。     

浅析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原因及审查判断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比较突出,本文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原因加以研究。进而提出审查判断的意见。     

民主程度高低是判断执政能力强弱的根本标准

执政党民主程度的高低是判断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执政党能否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标志。这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要切实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经营判断原则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的运用--兼"严格中立原则"之检讨

通过对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的严格中立原则中存在的忽视股东集体行动和董事对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经验主义、为政府强制性反收购措施所不容等非理性状况的分析,提出了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经营判断原则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为敌意收购行为提供更统一的运作环境,保护股东利益,减少成员国在建立反垄断屏障的压力,并且为企业在采取反收购行动时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相当于欧陆日本刑法中的实质的违法性的概念。社会危害性应当属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这是由责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故意和过失的分水岭。虽然犯罪故意要求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但并不需要该认识要达到系“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在与事实认识的关系上 ,事实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前提 ;在与形式的违法性即刑事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上 ,存在着形式违法性认识的欠缺阻却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