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     

传统执政文化的价值判断及其现代转化原则

我国传统执政文化的理论内涵极其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要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坚持开发价值与清除糟粕并行、一元指导与多元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传统执政文化进行必要的现代转化。     

浅谈康德审美判断内涵

康德于《判断力批判》一书对审美判断进行批判。将康德对审美判断四个契机重新进行整理,从审美判断的无利害关系,主观性以及共通感三个方面来分析康德对审美判断内涵的理解,发掘审美判断力的内在属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种类、数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指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限定涉及个人隐私、被侵犯后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的信息,司法审查其范围、种类、数量应当严格遵循以下标准:依法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负责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敏感信息的认定应按照信息本身的属性并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用途等综合判断认定。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应该包括在犯罪概念的界定中,这一观点近年来受到刑法界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社会危害性的三个特点:模糊性、分歧性和易变性,以及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出现矛盾时,无法制定出相应的犯罪原则。虽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但仍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正确解读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法律的威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主谓谓语句的日汉机器翻译研究

主谓谓语句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汉日两种语言中均存在该句式,但两者各有特点,翻译时并不一一对应.有时会出现汉语是主谓谓语句,而日语变成其他句式的情况.这对汉日机器翻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机器翻译发展到现在,依赖基于规则的方法或基于统计的方法.两者各有利弊,只有将它们相结合,在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中,利用语科库资源,采用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的技术解决机器翻译中的局部问题,进而提高整体性能.本文以汉日两种语言的主谓谓语句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范围、类型、对应情况,建立相应的规则,进而与统计的方法相结合,为机器翻译服务.     

日照权之侵权责任

日照权具有物权属性,日照权纠纷乃为圆满状态下所有权使用冲突之结果,欲明晰日照权侵权之边界,需要厘定当事人之间的容忍义务的限度;容忍限度的确定应跳脱一般人容忍限度之传统判断标准,应借助于理性的利益衡量。侵害日照权之责任承担,以利益衡量方法,谨慎适用排除妨害之责任承担方式。适用损害赔偿之责任承担方式时,应以房屋价值贬损额度为标准,但其赔偿范围应立于容忍限度之外。     

社会达成共识的历史审视

我们不能责怪先贤们没有考虑到这些共识的局限性,因为当时没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危机。我们要把人类共识的每一块基石都翻过来看看,有裂痕的要补上,破碎的要换掉,也许还要从全人类包括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中寻找配方打造新的基石     

在“四找”中加快改革发展步伐简

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改革、发展大旗，突出贵州发展的问题导向、战略导向和需求导向，对贵州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必将对坚持主基调、实施主战略、推动“四化同步”、实现同步小康发挥巨大推动作用。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关键是要把省委重大部署与我市实际紧密结合，坚持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重大战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