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一、基本案情案例一:徐某驾驶无牌照、刹车失灵且超载的131型农用运输车将行人张某撞伤。徐某伙同乘坐该车的刘某将张某抬上肇事车后带离事故现场。为逃避法律追究,二人又找到杨某商定,将被害人掩埋。为此,杨某购买铁锹一把,三人将张某运一僻静沙坑内掩埋。张某因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案例二:丁某驾车路过一座小桥下坡处时,将醉倒     

立规矩以成方圆 行规范以正市场 全国律协建房委《建设工程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标准》课题成果报告

2014年9月4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的通知,用前所未有的力度拉开了全国范围的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的序幕。该行动针对当前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了六项重点工作任务：全面落实五方主体的终身责任;严厉打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和监理机制;大力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加快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六项重点工作任务从不同角度指向工程质量问题这一核心要害。     

浅析行政相对人违法取得许可和不履行许可义务的责任追究

在行政法领域,法制原则的贯彻,意味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政相对人,只要任何一方有违法行为,都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与行政许可权的行使会存在着违法行为一样,行政许可相对人,在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中,也不免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鉴于此,有关机关亦应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确定标准

正"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1]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2]     

莫让基层“一把手”成监管盲区

正深圳市纪委一年多来查处的11名在任或曾任街道"一把手",占到全市街道党政正职总数的10%。日前,《焦点访谈》栏目以深圳街道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调查为例,揭示了当前基层"一把手"官小权力大无人监督的腐败现实。     

揭秘王林“指认”的贪官陈安众

2013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时隔两天之后，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违法与非法利益的法律冲突——从我国立法尚未定论的可诉性难题谈起

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依我国当前立法尚未有明确定论,学界对此各持肯定说、否定说及折中说。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一方面不属于行政法所明定的受诉范围,除非行政决定本身无效,原则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违法与非法利益的法律冲突中,一方面"不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但另一方面不法利益的存在并不代表其就可以被非法剥夺,拥有不法利益的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解决冲突一是程序违法的补正,二是对程序违法者法律责任追究与承担。     

各类“犯事”干部的地域分布

中央纪委官网的“曝光台”开通已8个月，曝光违纪违法案例的频率，也从不定期、月报变成了周报，每周一发布，成为雷打不动的“周一见”。1077个案例，1595名干部，这是8个月以来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违纪案例和受处分人数。将干部“犯事”情况分类统计，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结论呢？     

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正刑事诉讼中,发出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常用形式。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存在回复率低、回复不规范等问题,起不到有效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因此,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本院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办法,确保     

法律体系中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及解决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各部门法对于违法行为表述相同的情况,这种冲突和重叠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惑,也说明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不清晰。违法性可分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需要用实质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来划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确定实质违法性以及解决冲突的途径有实质理性的运用、法律解释思路的更新、实践类型的构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