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中国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中国价值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选择;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价值追求;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这四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前三个方面中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是中国能够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所在。     

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类似案件类似审判——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骐

博登海默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可以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而司法中“公正”和这里的“正义”是一样的，每个人因为立场、境遇、学识等不同，对公正的理解也会大相径庭，相应地，公正的实现也就成了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尤其是实质公正的实现。然而，公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形式公正，即人们能够看得见的程序公正以及...     

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

"河南思维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存在的问题在于法院仅仅以尊重公司自治为由驳回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并不妥当。目前法院所遭遇的困局不仅与对公司自治的误解有关,也与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立法疏漏有关。公司自治原则存在边界,不能与公司正义原则相违背。法院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现行公司法存在的制度漏洞在司法裁判中加以弥补。借鉴美、德等国经验,可以看出,强制性盈余分配纠纷案件不能仅有撤销之诉,对这类纠纷的司法审查标准、董事及控制股东的被告地位、盈余分配的具体数额应当明确。对于胡克案,法院应当判决强制公司盈余分配。     

量刑建议权视角下的诉权制约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形式上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同时力求在程序上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决定。但从2010年量刑程序改革至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行使乏力,无法实现其根本的诉权制约功能。对于当前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本身暴露的问题,可以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应有诉讼价值及其对于检察监督之于量刑权的程序价值,从而构建起以量刑建议权为主导的量刑程序对法官量刑过程形成程序性制约的机制。     

身份与权利:民族差异化政策的思考——基于“正义”双重含义的视角

社会个体政治性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性的民族成员身份之间已经失去平衡,民族身份成为差异化权利优惠政策的唯一依据,而我国主要通过"民族成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实现。民族差异化政策是"公平的正义"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不否认和排斥"平等的正义"。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任务和"四个认同"的工作目标,需要重新思考新形势下的民族差异化政策并进行适度的修正和调适。减少民族政策的优惠程度和范围、降低民族优惠政策中身份因素的比重、消除民族优惠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可能的路径选择。     

无可争议的判决--浅谈《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作为历史名案，其不同的判决结果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持久和深远的，但从法律和道德价值的统一性，法之价值的层次性，正义价值的不可倒退性以及生命权的内在实质要求上看，本案的判决当是无争议的，即四被告应当被判处死刑。     

迷失在中东漩涡中的大国梦——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现实困境

<正>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一架正在叙利亚执行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的俄罗斯战斗机,引起土俄关系空前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土行动犹如"从背后捅刀",充当"恐怖主义的帮凶",并将"严重影响土俄关系"。土俄关系的恶化是土耳其外交面临的一个新的重     

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法正义内涵析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法正义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原则得以实现。但是,仅仅限于形式法治的逻辑,正义证成远远不够充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总结法治建设新成果,制定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总方针。在此之前,已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大局领导的形式补正了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对正义伸张的论证,推动实现形式法治和实质正义的结合。     

论行政协议可撤销制度的完善路径

根据行政协议的协议属性,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政协议可撤销;根据行政协议的行政属性,违法的行政协议可撤销,但重大且明显违法行政协议无效,轻微违法的行政协议的效力不受影响。可撤销行政协议的判断和处理,应当以优先适用行政法规则为前提,并补充适用民法规范的相关规定。由于撤销权的行使可以使已经成立的可撤销行政协议实质有效或者无效,从而涉及公法秩序、公共利益、信赖利益的保护,因而具体个案的处理,应当在充分保护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下,运用价值权衡、利益衡量方法进行裁量,以决定是否限制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如果依法限制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则应当对撤销权人因此遭受的不利益予以法律救济,以避免限制撤销权行使造成新的利益失衡。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