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波密县扎木镇纪委书记黄开团:乡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应强化责任担当

正当前乡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存在的问题有,思想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够到位,队伍力量不足、监管不到位,责任追究机制没有落实到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须强化责任担当,做到强化责任风险意识,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抓队伍建设管理,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加强涉农项目资金监督,做到运行规范,管理规范。     

推进纪检监督向基层延伸

今年7月,金堂县淮口镇五星社区廉情监督员粱荣国在与群众闲聊过程中．获知11组原组长简某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问题线索,立即将情况上报镇纪委,后简某被立案查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今年以来,为打通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构建“纵向到底”的纪检监督网络,金堂县纪委开展“纪检监督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截至目前,村（社）纪检监督员已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64个．提供“微腐败”线索11件,进行责任追究7件7人。     

“三个规定”保障公正廉洁司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针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立起权力与司法的“隔离带”;中央政法委发布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建立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调查和处理机制。     

承担使命 回应需求 写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即将实施之际

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冒名顶替入刑”,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入刑”到“高空抛物入刑”,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到“现实版药神案”……随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上述社会热点话题得到明确回应。     

证券内幕交易刑事责任立法的完善

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立法存在一定的漏洞,诸如刑事责任形式单一、刑罚适用标准不统一、罚金刑的依据缺乏周延性等,这明显不利于惩治内幕交易犯罪、不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探讨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立法的完善问题很有必要。     

中国历代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嬗变与启示

纵观中国历代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变化趋势与时代特点,变化原因不仅仅是少年生长发育情况的差异,立法技术的不同发展以及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面对当下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调、未成年人触法事件频发的局面,就需要对这三方面因素作出综合考量,谨慎评价,尚不应整体下调法定最低年龄,要借助《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契机,发挥出补充措...     

年龄边界重构背景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协调机理

随着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备受关注.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实质修改了《刑法》的相关条文,引发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规范体系的变动.在立法层面,其创设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附条件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从而为妥当划定适用范围提供重要依据.在司法层面,应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探索实践最高人民检...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     

论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以侦查机关为视角

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自实行以来,其运用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从侦查机关的视角考察,错案追责情况主要存在纠正程序不具体、追责程序透明度不高等相关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从内部制度与外部监督入手考虑设立独立的错案追究机关来进行解决是可行的,同时可从细化错案责任追究的相关程序、明晰实体责任性质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建立追责程序相关信息发布机制等方面来完善刑事错案追究制度。     

扩大性自杀与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正>STRASSMAN在20世纪初提出扩大性自杀的概念,即抑郁症患者在抑郁情绪的影响下,考虑到自杀后亲人遭遇不幸或痛苦,从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出发,先将亲人杀死后再自杀[1]。这是经典的扩大性自杀概念,也是狭义的扩大性自杀,可称之为“利他性自杀”“怜悯自杀”“仁慈自杀”等。但也有抑郁症患者并非出于“怜悯”心理的“利己性自杀”[2-4]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扩大性自杀[2]。因此,对于广义的扩大性自杀,我们定义为精神障碍者在精神病理因素影响下而绝望,在实施自杀前为安排后事而杀害其亲人的一种行为,也可称其为“家族性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