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伊斯兰教信仰的梁柱

伊斯兰教自产生以来走过乏数世纪荣辱兴衰的漫漫历程，就其传播的广泛性和对世界的影响性而言，远远超过了其他宗教。如今伊斯兰教已经成为震撼世界的宗教，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活力的文明。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它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因素。所以，我们有必要认识和了解伊斯兰教完备的信仰体系，以及以宗教意识形态为核心和导向的形神兼具的宗教文化传统。如果把伊斯兰教比喻成一座大厦，那么，什么是支撑这座大厦的梁柱呢？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行政“退权”与自治“增权”的尺度考量——转型背景下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间逻辑困境的再思考

在我国,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面临着一定的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问题,二者之间从表面上看是两种治理理念与路径的逻辑冲突,实质上则是如何界定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可触边界的尺度问题.因此,通过对二者逻辑困境的演绎进行分析,既应正确看待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在理念上的间隙,理性分析“退权”呼声与“自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合理考量行政“退权”与自治“增权”的操作尺度,以实现基层社会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推进社区治理的不断成熟与完善.     

在“维护”中维护——来自监利县总工会的“经验”

2004年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监利县企业国退民进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中,企业与职工的矛盾有时非常尖锐。作为工会组织,既要坚定地支持改革,促进企业顺利改制,又要维护职工权益,监利县工会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县总工会领导进入了改革领导小组,县委、县政府作出了“改制方案不经工会讨论不能生效”的决定,这就为工会源头参与创造了条件。于是,县总工会名正言顺地派员深入企业,“面对面”地调处矛盾。县委、县政府对工会是信任的,职工群众对工会也“信得足”。县汽配厂改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5名职工扬言要和厂长“同归于…     

高校思想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探析——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

探索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是学界追求的目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高教学效果的方法林林总总,只有适合教师实际工作量的和现有水平的教学模式才是可行的,充分利用校园网、腾讯QQ辅助教学了解学生,非常便捷地从"土豆网"上获取免费的视频资源;教学中把准培养的高度,严禁拔苗助长,使课程为学生愿听、爱听、实用。以身边的、近期的人和事作为教学案例。要引导学生开口。教师"不知道"模式和"故意示错"模式都是适合当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师使用的方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通识"性质需要具有"通才"的教师才会受学生欢迎,也才能提高教学效果。     

《东南亚研究》来稿须知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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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议背后

目前有没有"国进民退"、如何对待"国进民退"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注资与兼并,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问题争议的深层次矛盾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看法.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若丧失,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形同虚设,这不是整个社会希望看到的.房地产业的高价与泡沫,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市场需要综合治理的问题,绝不是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业所能解决的.国有企业活力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自主运行的主体.在金融危机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的国企与民企当合力打好"组合拳".     

俄罗斯加速“国退民进”

7月29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比乌琳娜宣布了一个令国际经济界瞩目的消息：俄计划在2011年至2013年间对11家“重量级”国企和国有银行进行部分私有化。这将是苏联解体后俄政府的又一轮大型国企私有化进程,其规模仅次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证券私有化”,有专家将其称为“私有化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