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田合一”：农村宅基地流转及退出的习惯法 ——基于皖北农村的调查#br#

当下对于农村宅基地入市交易和退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通过对皖北农村宅基地状况的实证调查后发现,在传统农村腹地,既没有形成集体土地交易需求,也没有主导性的私有地权观,更没有土地交易市场。皖北农村形成的“宅田合一”的地方性规范,作为内生机制使农村宅基地通过“以地换地”的方式流转,而非市场化交易。此外,皖北农村的宅基地闲置状况并不突出,退出需求弱,但是建房秩序的失范一定程度导致了宅基地的浪费,问题的核心在于加强基层组织对宅基的规划和管控。当然,对于因进城、移居等有着现实退出宅基需求的农户,应允许其在集体组织或成员同意的情况下转让宅基地。     

浅析大学生村官退出机制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在服务农村建设的同时,他们也面临聘期满后出路选择的诸多困境.因此,完善大学生村官退出机制就尤为重要.针对大学生村官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退出机制不畅的原因,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一是建立完善保障机制,激发队伍活力;二是逐步完善大学生村官选拔任用政策;三是优化创业环境,促使村官扎根基层;四是加大另行择业的引导力度;五是建立齐抓共管机制,畅通就业渠道.     

发展中的困境:析我国创投业的法制障碍与改良

我国创投业已渡过了高速发展的初创时期,在此期间所暴露出的问题凸显了我国创投业法制环境的薄弱和不足。由于缺乏创业资本来源、市场规范和退出渠道,创投业正在步入一个相对低潮的发展期。由于创业投资是科技进行市场产品转化的重要渠道,创投业的低潮不仅仅影响了一个产业,更进一步对我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对1949年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分析

农地的归属问题一直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变动频繁.针对当前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困境,本文试图从国家(或政府)与农户两个利益主体对各自利益追求的角度,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描述建国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轨迹.通过从历史角度的分析,得出当前农地制度是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及权利的分配造成利益的分配的结论.     

我国报业产业市场结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报业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产业。如果没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报纸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由于报业是政府干预很强的领域 ,加之报纸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 ,报业一般不会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中国的报业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新的体制和格局 ,表现出转型经济的特点 ,而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同西方民主制度有非常大的差别。本文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出发对我国报业市场结构现状进行分析 ,以此展示我国报业市场结构变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变动方向 ,提出了我国报业市场结构的目标模式和优化我国报业市场结构的途径。     

企业诚信缺失原因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类型,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一样,在其活动中都应遵守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保证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社会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企业遵守道德规范,主要是遵守职业道德     

深圳为诚信“挥泪斩马谡”

2002年9月3日，深圳市建设局向新闻媒体通报了深圳市日前查处的一起工程串通投标案件。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相互串通投标分别被罚款10万元并予以公示，10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涉案评标专家被取消专家资格并被清退出评标专家库，永不录用。据悉，这是深圳建市以来首次查处工程串通投标案件；集中处理评标专家之多也属首次。     

国际商事仲裁中调解的程序困境与疏解

仲裁中调解作为一种融合了仲裁与调解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复合程序,有利于降低争议解决成本,提高争议解决效率,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商业关系,确保调解协议得到有效执行。实践中,它主要分为顺序性模式、平行程序模式、混合模式等典型模式,国内学术界对于其中的“影子调解”一直存在着误解。但是,仲裁中调解在具体适用时可能会违反公正原则,调解程序的前置性也可能会影响仲裁员的判断,混淆仲裁员的职能。由于仲裁与调解的自愿性,只要坚持以当事人的合意和自主选择为基础,以合法性原则为框架,再辅以合适的程序规则,就会尽可能消除调解程序对仲裁员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在修订《仲裁法》,建议接纳仲裁中调解这一新型纠纷解决机制,并规定仲裁员退出机制。     

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嬗变逻辑与进化路径

我国《公司法》尚未认可公司市场退出的多项改革,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对瑕疵经营公司缺乏包容度,仅设置了局限于法庭外退出机制的单一性规定,需要进行体系性再造。公司市场退出的丰富实践与我国《公司法》的有限规定形成对比,强化公司市场退出立法,整合与更新既有法律制度安排,能够维系债权人利益的整体保护水平。重申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私法底色,明确公司登记是对商事主体资格确认的本意,是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改革的关键。登记机关应尊重清算时公司剩余财产分配的自治权,由“前端严审”转向“后端惩治”,以信用机制约束滞留市场的公司,发挥商事资质确认的功能。我国《公司法》应当成为法庭外与法庭内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母法”。简易注销制度应扩大调整对象,强制退出制度不应成为依职权注销制度,可在适用前提、期间和结果方面完善休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