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假释适用条件的存在问题及完善

假释制度作为一项先进的刑罚执行制度,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我国的假释制度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理论上,假释的价值取向是防卫社会和保障罪犯权利的平衡,是罪犯的一项权利.在假释的适用条件方面,我国还存在很多的缺陷.通过分析其原因,比较国外的一些关于假释适用条件的规定,从完善理论缺陷,改变价值观念,完善前提条件,取消对象限制,增加法定假释,完善实质条件等方面着手,完善我国假释的适用条件,实现我国假释制度的广泛适用.     

关于交通肇事罪刑罚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我省法院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一)案件数量占较大比重,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递增趋势据统计,全省2009年交通肇事收案7800件,占全部一审刑事案件17%;2010年收案7868件,占17.5%;2011年收案9286件,占19%。2011年,全省交通肇事案件数量已经超过盗窃和伤害,位列第一,成为常见多发性犯罪。在地区分布上有所差异,有的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有的市县如东营市和即墨市,该类案件数量位居第一,东营的广饶县,该类案件占比高达40%。(二)肇事形态以一般情节居多,逃逸或特别     

舌尖上的客家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来到客家祖地宁化,你一定会被风味万千的客家美食所深深吸引。说到美食,首先要说一说宁化传统的"八大碗"。为方便记忆和传诵,民间将"八大碗"概括为"鸡面燕炖糯,焯一碗、炒一碗、甜汤一碗",囊括了菜名及上菜顺序。"八大碗"是过去宁化民间请客的菜谱,前面五碗是固定的,分别是白斩鸡、什锦伊面、太平燕、鱿鱼红烧肉、八宝糯米饭。后面三碗可     

举证责任倒置:一个迷思概念的省思——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为中心

"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化与命题的中国化,折射了理论研究的盲从及裁判实践的功利化倾向。我国民事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承袭且实际沿循了"规范说"原理。"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且随实体法配置举证责任的成熟化应逐步隐退的概念。隐退或转化的逻辑在于"倒置—修法—正置",即被"规范说"开放体系吸纳的过程。它并非是"新的"另类特殊规则,实体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对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只是借由实体法规范将具有减轻或免除责任情形的举证责任"具体化"于该方当事人而已。实则是立法者将客观举证责任的预先配置权集于自身,体现的依然是"规范说"之逻辑。在方法论层面,法官适用举证责任分配法则时,应严格按照位阶的高低适用,适用客观举证责任分配时不享有自由裁量权。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障碍及克服——四川法院案例应用试点工作的初步分析

引言自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发布第一起案例〔1〕迄今,历时数十载,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待字闺中",其间虽有理论之关注与实践之探索,但总体而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未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一跃。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案例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适用难及其司法解决

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功能异化及现实表现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将恶意欠薪入罪。2011年4月13日,《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其确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从条文表述看,本罪仅对有能力支付而故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予以刑事惩治。如果是由于个人履行能力的不足,难以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仍按照民事纠纷处理。然而,本罪在立法上的不完     

浅析实际施工人的界定与适用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会出现分包人、转包人、项目经理,内部承包人等,当这些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时,他们往往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支付工程款.或者在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主张工程款应归其所有.本文认为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六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正确界定其法律地位,严格掌握其适用条件.     

浅谈“西法中用”与法律适用本土化冲突的原因——以“性骚扰”司法适用为例

世界性健康学会（World Assonialion for Sexual Health，WAS）指出，性由个人与社会结构之互动而构建，性的充分发展为个人和社会健康所必需。性权利为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     

中國死刑制度改革前景展望

随着国际限制与废止死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法治与人权事业的日益进步，近年来，中国在死刑制度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继1997年国家立法机关对死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进行限制之後，     

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之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家庭成员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施行至今的《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规定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与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相比,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于狭窄,关于继承顺序的规定不尽合理。应将孙子女、外孙子女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将丧偶的儿媳和女婿规定为适当分得遗产人,增补孙子女、外孙子女为第三顺序继承人,灵活规定继承顺序。